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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幾可以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326。“工讀互助團”與新村都標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頗有相通之處。周作人與李大釗在一九二〇年春天相識，後者也成了他的世界裡的重要角色。二人皆積極參與“工讀互助團”事；而當“半工”無法維持“半讀”，運動遂告失敗，李大釗提出：“其有一部分欲實行一種新生活的人，可以在鄉下購點價廉的地皮，先從農作入手。”327正是轉而認同新村。周作人也說：“他們對於打破現在這種經濟狀態的方法，便只有實行宣傳推廣新村的一條路，此外別無辦法了。”328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作《新村的討論》329，是周作人最後宣傳新村的文字。文中承認新村“不容易普及”，但強調這是“最與我的理想適合的社會改造的一種方法，並希望他將來的實現”。幾年以後他說：“我至今還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覺得這種生活在滿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沒有多大的覺世的效力。”330晚年更講：“新村的理想現在看來是難以實現，可是那時創始者的熱心毅力是相當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種期待革命又懷憂慮的心情於此得到多少的慰安，所以對於新村的理論在過去時期我也曾加以宣揚，這就正是做那首《小河》的詩的時代。那時登在《新潮》九月號的《訪日本新村記》，是一篇極其幼稚的文章，處處現出宗教的興奮來，……”331不過新村之於周作人，並非過眼雲煙。這是他第一次致力於社會問題之根本解決，此種信念以後始終不曾消除。透過理解新村，周作人的人道主義思想更趨深刻。《新村的理想與實際》有云：“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個大同小異的世界。物質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以人類分子論，是一律的，以個人論，不妨各各差異，而且也是各各差異的好。……倘若藉口大同，迫壓特殊的文化與思想，那又是一種新式的專制，不應該有的。大同與統一截然不同，文化與思想的統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或者因此說新村是個人主義的生活。新村的人雖不曾說過他們是根據什麼主義的，但依照我個人的意見，卻可以代他們答應一個‘是’字。”如果說其間特別有所取捨的話，周作人正是由此奠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思想立場。以後他也說：“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純是共產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張我總覺得有點迂遠，雖然對於會員個人自由的尊重這一點是極可佩服的。”332基於此點，周作人反對一切群體的或個人的，政府的或民間的思想專制。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12）

當初訪問新村，周作人曾說自己“思想上因此稍稍掃除了陰暗的影，對於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氣”333；待到中國的“新村運動”煙消雲散，他思想上的“陰暗的影”或許反倒重了。其實在《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中已經講過：“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實在是新村的特殊的長處，但同時也或可以說是他的短處，因為他信託人類，把人的有幾種惡的傾向輕輕看過了。”由此而萌發的對於社會或者說對於人類根本不作指望，也成為他後來思想的主要基調。

這一時期，周作人生活安定，成就卓著。訪日歸來後，他攜家眷先在紹興會館間壁曹家外院暫住；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與魯迅一起遷入八道灣十一號新宅——這是出售紹興祖屋後，由魯迅經手買下的。不久魯迅迎接母親北上，夫人朱安及周建人一家隨行。將近年底，周氏家族在北京定居。在八道灣十一號，周作人一家住後院北房西側三間，周建人一家住中間三間，東側三間是客房；母親住中院北房西側一間，朱安住東側一間，中間為吃飯間；魯迅先住中院西廂房三間，後搬到前院前罩房中間三間。周作人除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外，又從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在北京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