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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想重回大陸，而且很相信這件事。當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籌備時，他曾說：“開幕成立這一天，我要參加。”當他知道已定於十月十日他不能參加時，他很懊惱地說：“哎！###後，我對幼獅公司有很大的計劃。”

還有1951年左右，蔣經國接管特務機關（所謂情報改制），很多人反對，認為：“太子”怎麼搞起特務呢？為此，他發表一篇文告，每個幹部都收到一張。文告上有一段話，大意是：“我曾問過戴笠同志，要是情報工作與法律衝突的話，我們怎麼辦？戴笠同志告訴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麼就是法律？特務機關只能執行法律，怎麼可以違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蔣經國專制封建的強悍心態。他一心想###，想維持他父親傳給他的權力系統。所以他一步步地奪權再奪權，盼望時機成熟，在美國的協助下，國民政府重回南京，統治整個大陸。所以他是排斥民主的。

他最後所以做出的改革，有幾個原因：一是形勢所迫，外在的環境、時代的潮流已不允許他繼續獨裁。第二，他感到孤單，軍隊士兵和幹部地域性的變化，他不敢作任何冒險。此外，他自己也覺悟到###的願望不能達成，自己的身體也不允許達成。生命有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糖尿病使他感到哀傷，感到人生乏味，以往的雄心壯志沒有了，這時他只想到一點——他的歷史地位。他要在歷史上留名，這是他睿智的地方，也是讓人讚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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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看法律（1）

訪問者楊子江先生

文載1988年6月臺北《卓見生活》雜誌

由於近期臺灣社會形態轉變得極為快速，而脫法和脫序行為卻一再發生，臺灣社會遂呈一片混亂。因此，本刊特訪問柏楊先生，探詢他對“解嚴前後”社會現象的獨特看法……

問：部分人士對臺灣民眾的“法律素養”評估，並不是很高，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中國人的一般法律知識，幾乎可說是“零”，試看中國人竟把“情”“理”“法”併為一談，希望三者能同時兼顧，就可作為說明。因為在制定法律之初，就已經把“情”和“理”考慮在內；所以在執法者行使公權力時，不應再把“情”和“理”推到法律之上。

問：社會形態轉變趨向於更民主的境界，為什麼目前社會上有更多脫法行為？

柏楊：社會形態是在轉變，現在，人民許多行為，都脫離法治的軌道。至少在目前，法律和道德都沒有發揮它應有的約束力，社會遂呈現一片混亂。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方面過去大家都把不滿的情緒壓抑下來，長久積壓的結果，造成誰都不知道“標準”的尺度是什麼。另一方面，法律及政府都沒有建立起公信力。

舉例而言，人身攻擊在民主國家中是一件嚴重的罪行，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反觀我們臺灣，處罰卻十分輕微，有時候罰一點點錢就可以了事，根本發生不了任何嚇阻的力量，反而有鼓勵做人身攻擊的傾向。

也由於臺灣政府沒有公信力，法律沒有尊嚴，人民不遵守社會秩序，脫法行為當然大量發生。最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有些人不斷公開地侮辱國家過去的元首——蔣中正父子，表示他樂意於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這種現象顯示人民過去所受的壓迫和憤怒的反彈，要想保持紳士的風度，確有困難。

問：對於壓抑不滿情緒所發生的後遺症，我們應抱何種態度？

柏楊：由於被壓抑太久，好比彈簧，一下子鬆手，它會毫無選擇地猛然彈起來，並且可能因彈得太高而失去控制，我們的社會目前正是如此。積存了太多因不滿而產生的問題，不單單只是人身攻擊和惡意栽贓而已。不斷脫法行為發生，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個健康發展下的常態社會，而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