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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嘈雜聲，讓人心驚肉跳，毛骨悚然，我們實在害怕“紅衛兵”走錯了門或是興之所至，來“造一下反”，年老病弱而又倔強的父親，不知會有什麼冒犯的舉動？那後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則在院裡高唱革命歌曲，雖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們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動來保護父親，也可說是“用心良苦”。

瘋狂的抄家之風，愈刮愈烈，父親的書如《四部備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時的標準，不是“毒草”也是“四舊”，無疑都是“破”的物件，我們不得不有所準備。

父親的書太多了，藏也無處可藏，扔也無處可扔，送也無處可送。那個時候，人人自危，個個害怕，誰都處在“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之際，這些書會給你帶來滿門查抄之禍，避之猶恐不及，誰敢惹火燒身？膽小一些的親友，把父親的書都燒了，就連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媽，也不敢收藏它，說是農村也不安全，轉移農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親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歡的書藏起來，其餘的只好聽天由命了。父親自己曾有句雲：“手澤無多惟紙筆，”這是父親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藏在家裡，不過我把書的封面撕了，父親的詩稿集《病中吟》、《閒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紅衛兵是一群不學“有術”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來，就說是我寫的，也許能僥倖混過去，當時就是這樣想的，父親的這百十本書把我折騰苦了。內子幫我把書用油布包起來，藏在煤缸裡，父親說這樣會弄髒的。我又把書藏在床底下，父親又說這樣會弄潮了。於是在這炎炎的8月，從早到晚，搬來搬去，弄得我渾身是土，渾身是汗。父親跟在後面，總說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最後，我只好把書依然放在舊書櫥裡，外面貼上白紙，算是“藏”好了。事後，我這“聰明絕頂”的藏書術，被全家傳為笑柄，他們說“應該在貼上的白紙上，大書‘此地無書’，才能載進‘新笑林廣記’！”我只能苦笑著說：“那時候人都嚇糊塗了，自然做的是糊塗事！”

當時，父親的主要著作由我儲存，他手寫的詩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辦公室裡，二家兄到湖北幹校後，又轉由我儲存。其餘的書，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儲存了一兩本，免得一人出事，書被“一網打盡”。我把這上百本書，放在一個行李袋裡，從此，我和父親的著作便形影不離了。當時並沒有想到他日再版，這是一個不敢奢望的事情，雖然日後它成了《張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礎。不過在那恐怖的日子裡，我還是清醒地認識到，這是父親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手澤，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財產”！要作為傳家寶，一代傳一代地儲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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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3）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在“橫掃一切”的狂風惡浪席捲下，父親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來，有的被遣送回無親無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剎海，而父親卻“倖免於難”，沒有被當面批鬥，甚至連家也沒被“抄”，這種“奇蹟”，看似意外，實則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單位中央文史館的保護，因為按照當時是非顛倒的標準，文史館自然是“洪洞縣內無好人，”大家“彼此彼此”。於是中央文史館把招牌摘去，囑咐館員們都不要來上班，讓“造反者”無從尋覓。其二是父親生性淡泊，不喜歡拋頭露面，誠如他自己詩句所云：“如今悟得為人理，少向輸贏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簡出，風頭不健，不是“首當其衝者”，正所謂“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親的好人緣兒，母親一向樂善好施，急人危難，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鄰右舍，家家都得過她的錢與物相助，這就是父親讚美母親詩句所云的“遇人遙遠給春風”的原由。尤其多虧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鄉時，其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