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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選擇》，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其次，針對90年代流行的拒絕崇高、嘲笑神聖的風氣，以及縱私慾侵公義、爭權利避責任的種種世相，他提出了呼喚文人的道義感、同情心與批判精神的思想指向，“立心立人立國”的辦刊宗旨。在雜誌改版初期的徵訂單中，有這樣鄭重其事的宣告：“《天涯》不是一本紀實新聞性雜誌，更不是時下形形色色的消閒娛樂讀物。《天涯》以道義感、人民性、創造力定位，承擔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設的使命，無意謀求暢銷，拒絕與低俗為伍。”在當時，這樣的高昂的姿態實不多見。

在總體立意之下，雜誌設有五個欄目：文學、藝術、作家立場、民間語文、研究與批評。小說、散文、詩歌被統一置於“文學”欄目之下。對於雜誌的定位和各個欄目的意圖，社長本人都有自己的一番運籌。這在他卸任之後寫的《我與〈天涯〉》一文裡有詳盡的記敘——

進入90年代的中國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黯淡的低谷，不再有來自國外的文學觀念刺激之後，很多作家突然都顯得有點手足無措，六神無主；而商業大潮的衝擊又使很多作家對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像當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樣紛紛投入到各種生財的門道上去了，掙錢運動已經成為“跟上時代”的前衛和崇高之舉。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學正在明顯減產，即便還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來，但供小於求，稀缺原料已被《收穫》、《鐘山》、《小說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盡，其他刊物都面臨著無米之炊的深重危機。顯然，在這個時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絕不能再去參加各路編輯對稿件的白熱化爭奪，不能再去幹那種四處買單請客四處敲門賠笑然後等著一流作家恩賜三流稿件的蠢事。我相信作家朋友張承志、史鐵生、張煒、李銳、吳亮、嚴力等可以為我們的雜誌兩肋插刀，事實上這些作家後來也確實在《天涯》一次次展現了動人的文字，在很多方面一次次承擔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推進。但越是在稿紙上放血的作家越是出手很緊，企圖靠幾位老朋友來填滿所有版面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就是說，《天涯》生不逢時，必須勵精圖變，必須為一場持久戰另外獲取資源和空間。一位個體戶曾經對我說過：“最有力的競爭，就是無人與你競爭。”這句話時隔多年後在我的腦子裡冒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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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語文》的欄目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個欄目使刊物的供稿者範圍擴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讓他們日常的語言作品，包括日記、書信、民謠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僅記錄民間的語言創造活動，而且也可使有心人從中讀取各種社會和人生的資訊，從而對當代中國有更深入的語言勘察。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被戲稱為“嚴禁文人（與狗）入內”的欄目以其“親歷性”、“原生性”、“民間性”受到了讀者最為廣泛的歡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記》的藝術力量為很多著名小說所不及，曾經使我和很多人讀後久久不能平靜；而《火災受難打工妹家書》、《下崗女工日記》、《“文革”支左日記》，等等，對中國的“文革”和市場化程序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會科學家所重視。我在美國、法國、義大利等地訪問時，一些漢學家即便與文學毫無關係，也會對《天涯》的這個欄目中的很多文字如數家珍讚不絕口。他們都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