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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默不作聲的恭親王和德齡。知道兩人還有體己話要說，就站了起來，“那老夫先回府捋一捋，想個條陳出來，到時候去天津便宜些，告辭了。”

“岳父請便，”恭親王微微欠身。等到桂良走了之後，方對著默不作聲的德齡說道，“德大伴難得來本王的王府，今個兒來除了找本王的岳父。怎麼，儲秀宮那位主子還有什麼事兒要吩咐我不成？”

“王爺說笑了，哪裡談得上什麼吩咐，”德齡抬頭瞧了一眼奕訢，只見他眼裡透著一股不以為然的意思。“皇后娘娘是讓老奴來告訴王爺一聲，讓王爺做好準備，過些日子就可以出山了。”

“什麼！德大伴你說的可是真的？”奕訢不敢置信，連忙追問，有清一代和明朝不同。皇親國戚秉政實在是常事，相比較漢人官僚，天子也往往更信任宗親，原本自詡治國之才的恭親王被打入冷宮這麼多年，早就呆的渾身發癢，就是找不到機會復出當差，如今聽到自己復出有望，恭親王哪裡能不格外關注？

“是，皇后娘娘是這麼說的，”德齡繼續說道，“還請王爺多多關注洋人的事務，將來的事兒就出彩在這裡頭！”

清軍戰敗，使咸豐只能根據英、法的要求，於6月1日派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慶海等人為欽差大臣，前往天津談判。從一開始，談判的焦點便集中到了“公使駐京”之上。咸豐帝打算用耆英進行斡旋，在奏摺上硃批諭示耆英：

“進京瞻仰。可告以速將各條定議妥協。並將兵船退至攔江沙外。然後再議進京之事。中國以誠信待人。亦斷無別意。惟各國向無進京之例。此次應行禮節。亦須彼此商定。按照中國禮節。至各夷進京。中國民人。亦必驚疑。更須先為曉諭。不能臨時猝辦。再進京之請。皆俄夷從中播弄。英、佛、米皆重利。從前並無此說。

耆英諒已馳抵天津。即可往見英、佛（法國）、米（美國）三國。將所求之事。妥為酌定。如桂良、花沙納所許。該夷猶未滿意。著耆英再行允准幾條。或者該夷因耆英於夷務情形熟悉。可消弭進京之請。則更穩妥。此時桂良等作為第一次準駁。留耆英在後。以為完全此事之人。津郡情形。甚屬危急。不得不通融辦理也。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以為憑藉耆英過去與英方簽約的經歷必能成事，可英法聯軍早在佔據廣州後翻遍了廣州官府的檔案，對當年南京條約的內幕一清二楚，便多次刁難耆英，並拿出耆英在兩廣任上公文裡面對於洋人侮辱的話語，反過來羞辱耆英，耆英羞愧難當，見不能成事，2天后私自回京。6月13日至18日，桂良先後與俄、美兩國公使簽訂了中俄和中美《天津條約》；19日，桂良奏報與英國談判情況：英國要求使節長遠駐京，除宮禁要地外，京城任行無阻。訊息傳到北京，很快引起滿朝大譁。

吏部尚書周祖培、刑部尚書趙光、工部尚書許乃普等10餘人聯名上奏，提出“公使駐京”之“八害”：一、知我舉動，既速且詳；二、建立高樓，窺我宮禁；三、營建使館，拆遷民居衙署；四、觀望陛路，無人敢禁；五、設館傳教，去我衣冠禮樂；六、民夷雜處，設有鬥訟，無從訊斷；七、包攬商稅，任意往來，門禁稅收盡廢；八、朝鮮、琉球等國，由此滋生輕慢之心。

有個叫尹耕雲的御史提出：這些夷人來京後，皇上以什麼禮節見他們？要是外國人賴在京師不走，又當以何法逐之？另一個叫陳浚的御史，則提出了代表大多數人觀點的“夷夏之防論”：“從來外夷臣服中國，入修朝貢，皆事畢即返，不許久留，所以嚴中外之大防也。若聽異言異服之人，盤踞京邸，出入自由，則納汙藏奸，其弊何所不至”。就連後來對外以主和著稱，倡導“洋務運動“的恭親王奕訢，此時也要求在談判中不能示弱。“設若外夷無禮肆鬧，立即拿下，或當場正法，或解京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