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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貿易，只能由行商轉遞他們寫的信。這些信函不能用“遞”給某某。或“交”給誰誰這樣的字眼，封皮上必須用“呈”這樣恭敬的詞彙。信的開頭也不能用平等的語氣，只能用“稟”即“稟報”、“稟示”這樣下對上的語氣。用乾隆的話講，就是上國什麼都不缺，不需要貿易，蠻夷小國沒的東西活不了。開放貿易是對他們開恩，一直是居高臨下的不平等姿態。

鴉片戰爭以後，廣州、上海、福州等五口開放。清廷只透過“十三行”與外國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經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調耆英為兩廣總督。由此開始了兩廣總督例兼管理各國通商事務大臣的慣例。

中國曆代朝廷都設立“理藩院”或“禮部”，對外的認識，只有“屬國”和“敵國”。朝廷的對外關係就是，凡外來的都是“藩屬之國”，只要按期納貢稱臣就可以了。與現代外交的平等觀念，完全不合拍。設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之後。各國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國人有事只能找兩廣總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與西方使節直接打交道的尷尬。但事情的發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範圍。

清廷開始設立由兩廣總督管理各國通商事務這個體制的目的，是要將對外關係的範圍，侷限在貿易和商業中。清廷無意和各國發生政治上的關係，也無意到國外進行外交活動。但1842年《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之後，貿易的擴充套件，就非“十三行”時期可比了。貿易的擴大，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要求。入城的問題，就已經不是靠硬頂能解決的了。

亞羅號”事件之後，英方擴大事態，要求入城。1854年，英國要求“修約”，稍後美、法兩國也加入要求“修約”的行列。“修約”的核心條款，便是“公使駐京”。西方已不想跟葉名琛糾纏，他們要直接派外交使節駐京，與咸豐皇帝當面打交道。三國的行動，自然遭到葉名琛的拒絕。他們又轉道上海，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以辦理對外事務屬兩廣總督職權為由，勸他們返回廣州。英、美使節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要求談判“修約”，當地官員仍告以天津非辦理對外通商事務之所，有事只能回廣州，與葉名琛商議。

1856年，當時的美國駐華全權委員伯駕，在照會葉名琛要求入城商談“修約”，再被拒絕後，轉道福州，請求閩浙總督王懿德，代為向咸豐帝直接遞交國書。王懿德根據《中美望廈條約》，將美方國書由驛路遞送北京。咸豐帝對此極為不滿，訓斥王懿德要讓“該酋俯首帖服，起碇南返”。回廣州找葉名琛去。

就實際而言，葉的方法已經是過時了。然而在咸豐帝支援下，葉名琛對西方要求一律強硬拒絕，各地官員也以對外交涉屬兩廣總督權利，本地無從辦理為由，勸其南下廣州；這種做法似乎儲存了上國的面子，但實際情形卻是越來越被動。葉名琛就因為外國無論何種要求，都置之不理，致使一些使節在任期滿後，國書都無從遞交。兩廣總督處理中外交涉的體制，已處於危機之中。

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1857年11月，英國特使額爾金在平息印度兵變以後，抵達香港，英法聯軍也大體集結完畢。英軍有戰艦43艘，海陸軍兵力約1萬人；法軍亦有10艘軍艦。英、法軍事入侵，俄、美外交配合的格局，已然完成。

大沽口位於海河出海處，溯河上駛約60公里，便是華北重鎮天津。據清光緒年間《天津府志》記載，吃水約3。6米的船隻，可乘潮由大沽河道直駛天津府城；吃水2。6米的船隻，落潮時亦可直達天津。由此可見，大沽口是天津的門戶，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門戶。入侵者如果從海上乘船攻陷大沽，天津便指日可下。再由天津到北京，便是一片通途了。在軍事意義上，大沽口的地位無須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