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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這也許就是緣於我骨子裡的農民血統……

然而我的改變並沒有得到良好的反饋——導演依然對我懷恨在心，而他那些鐵桿兒追隨者們也依然象躲避瘟神一樣對我避之不及。有些膽大的甚至開始公然對我冷言冷語，那架勢好象我上輩子就曾經玷汙了他家的女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個藏族場工卻早已把我當成了“自己人”。負責給組裡送奶茶的老大爺不僅開始誇我“象個藏族小夥子”，還偷偷塞給我一大塊酥油，囑咐我每天抹一些在嘴唇上就可以避免象“導演那些人”一樣，因嘴唇長期爆裂出血而常常被人懷疑剛偷吃了牧民家的牲口。幾個年輕的小夥子則開始主動給我推薦哪個牧民家的女孩子漂亮，甚至主動請纓要帶我去“爬帳篷”……

我想，也許最初的“階級”就是這樣產生的。

劇組裡對於我的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的只有劉柏生和徐淼倆個人。劉柏生頂著導演的冷眼和暗示，時常會幫我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而徐淼則堅持在每一個公開場合坐在我身邊。

我和導演吵架後的第三天，劇組完成了在康定的拍攝任務。轉場前的聯歡會上，徐淼不斷地約我跳舞。我不知道她這麼做是出於對我的好感，還是想籍此擺脫導演的糾纏。總之那天晚上，我一直覺得很幸福……

徐淼1

對徐淼最初的好感緣於她拒絕與導演同乘一輛車。

誰都知道，在劇組裡隨時隨地都會有那些不惜“捨身取義”的年輕女演員願意與導演“同甘共苦”。做為組裡無可爭議的“女一號”，能夠斷然拒絕導演的示好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從進駐高原的第一天開始，我便對徐淼一直心存敬畏。

到高原後，徐淼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高原反應，每次吃飯時總是看著飯菜唉聲嘆氣、愁眉不展。劇組裡幾乎所有的男性成員都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對她表達了人道主義關懷。由於缺乏足夠的自信，我並沒有加入這個慰問的洪流。只是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坐到了我身邊，於是我便敦促她無論如何也要吃東西，並且幾乎是硬逼著她喝下了一碗豌豆尖湯。從那之後，徐淼開始吃東西，而且只要條件允許，她便會坐在我的身邊……

後來隨著拍攝工作的展開，我又被指定幫她打綁腿，這樣一來二去大家便很快熟絡起來。

拍攝的間隙，大家偶爾也會坐在一起說笑。在我眼裡，徐淼是個過於成熟、優越的女人。和她講話時我總是會莫名其妙地感到緊張，更沒有勇氣去打探她的私人細節。我對她的瞭解都是透過她的自我陳述，而她本人似乎又不是那種喜歡張揚表現的人。因此除了知道她大我五歲、已婚、大學裡的專業是編劇之外，我對她幾乎一無所知。至於她對我的“刮目相看”是不是因為那一碗豌豆尖湯，更是自始至終都不得而知。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劇組轉場到了紅原。

我也迎來了職業生涯的一次轉機——出於拍攝需要，劇組租用了當地牧民的兩匹馬。做為組裡的“道具師”，我自然對這兩匹馬負有管理責任。這正好給了我一個展示特長的機會——因為早在大學那次青海寫生時，我就學會了騎馬。

為了不影響拍攝，每天早晨我總要提前出發，和馬主人十六歲的小女兒央宗一起把馬騎到外景地。然後再艱難地騎在馬屁股上，幫其它部門的工作人員把那些笨重的器材馱到汽車到不了的拍攝現場。當然，有時也包括我們“多愁多病”的導演和那位嬌滴滴的女演員。

騎馬屁股對於初學騎馬的人來說應該屬於有難度的動作。因為馬的屁股和脊背雖然相距不足咫尺之遙，騎上去的感受則是天壤之別——馬的背部是它在運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