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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為沒有攜帶“外國人身份證”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釋，並把他保出來了。雖然後來一直沒有太多的聯絡，但多少算對他有個搭救之情。後來他的簽證過期，成為黑戶口之後我們就一直沒見過面。

但是這次他帶著手下來歌舞伎町“踩點”的時候，偶然在街頭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談了一陣，他知道我在此地謀生，就慫恿我跟著他們去“發大財”，我當然婉言謝絕了。在他們準備動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給我來了個電話，讓我這兩天不要上班了，因為“可能會出點事”。當時我還沒太在意，因為歌舞伎町每天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習以為常了。

可是沒想到那天后半夜，一個叫松本的刑警在街頭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緊張地問我是否知道新從中國過來的一批“老手”要對某家珠寶店行劫的風聲。我的腦子裡一下就閃出我那個舊日的朋友，而且，與下午接到的電話相聯絡，我估計松本說的就是他們。

我一面擺弄著咖啡杯裡的小調羹，一面考慮如何回答坐在對面的松本。如果我說完全不知道，等於是自欺欺人，我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這麼多年，對於這麼明顯的外來勢力的光臨居然會茫然無知？這肯定騙不過鬆本，否則他也不會來找我詢問。而且，如果他知道了我“揣著明白裝糊塗”的話，今後我的日子也就不會好過了。我可不能冒這個險！但是，要是我告訴他，那夥人就在明天動手，私人友情且不說，那些勞改釋放犯還會讓我在這塊土地上存活幾天？啊！真是麻煩啊！

我端起咖啡，呷了一口，儘量讓自己的心緒平靜下來。很快，我的思路便理清楚了：“松本先生，如您所說，從上週開始，確實有一些從未在歌舞伎町露過面的大陸人，連續幾天在這邊轉悠，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質，我便上去，想引導他們去看脫衣舞或者其他什麼的，但是他們似乎不感興趣，我也就沒有繼續糾纏——您知道，我一向做事是很規矩的。”說到這裡，我有意停頓了一下，觀察松本的反應。

他顯然不滿足我所講的這些，還希望我繼續說下去，期待地看著我，甚至忘了端在半空中的那個咖啡杯。

我想，我能說的，也就是這些了。總不能連我保釋那個朋友的陳年舊事都抖摟出來吧？而且，說實話，當時我並不能確認我的老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松本想要知道的這一樁。於是我攤了攤手，說：“您是職業刑警，您認為，如果誰要作大案，會提前通知我這個街頭的引路人嗎？”

不過說良心話，我最最擔心的還真是他們那一夥人，倘若他們真的行動，還被警方查出那個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完了。因為日本警察署的檔案裡會有我去保釋他的記錄，再加上松本在案發之前親自詢問過我，我竟說一概不知。這實在是太冒險了！一旦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只能向警察說，在歌舞伎町沒有見到過這個朋友，當然對他們的行動計劃一無所知。我知道警察最終也會拿我沒辦法，因為我畢竟不是同謀，但是我卻沒法繼續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好在第二天那夥中國人不知道是不是聽到了風聲，還是因為其他什麼原因，他們放棄了打劫珠寶店的計劃。而且此後他們再也沒有在歌舞伎町中出現過，我提了很久的心才一點點放下來。

就在頻繁地與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往中，我認識了一個警界的朋友。本來我是從心底厭惡那些表面冷漠、內心其實與黑社會一樣貪婪的警察的。但是，這位朋友卻不一樣。我想，他應該算是一個特例。

我和名高第一次見面是在1994年10月，那時，“快活林事件”的陰影還籠罩著歌舞伎町。

深夜，我在工作的間隙抽空走進那家名叫“後樂麵店”的地方，正哧溜哧溜吃著加肉拉麵，一個面色黝黑、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