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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是禪讓成風。

先看一下女性獨立。我所指的所謂“女性獨立”，實際上就是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河南鞏縣的洛水邊座落著幾十座宋代皇陵。和其它朝代不同的是，在北宋的皇陵中，皇后是不與皇帝合葬的。這反映了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是皇后的政治地位因為封建禮法的承認而在陵寢制度上的反映。鞏縣共有二十一個後陵，建制和帝陵相同，僅僅是規模略遜而已。不僅如此，從真宗時期的劉皇后開始，死後的諡號一改以往皇后的諡號只有兩個字的慣，增加到四個字，這在封建時代應該算是大的突破。

在政治生活中，宋朝皇后、皇太后參政議政的現象極為普遍。象宋真宗時代的劉皇后臨朝聽政達十一年之久。在她之後的曹太后、高太后都有聽政之舉。南宋時期的吳皇后經歷高、孝、光、寧四朝，在後位長達55年，是歷史上後位最長的皇后之一，她雖然不垂簾聽政，卻每每幫助朝廷度過危機，深受後世史家的好評。在她之後有光宗時的李後、寧宗時期的楊太后、理宗時期的賈妃南宋末期的謝太后，都有干政之舉。“太后參政議政”成為宋王朝獨具特色的政治設計。之所以說它“獨特”，是因為宋朝太后雖然參政議政但卻很少越位。終宋朝各個時期，除極少數的朝代外，大部分時間裡並沒有發展成外戚專權，也沒有出現宦官執政的局面，而是很好的保持了皇帝、太后、權臣三角權力體系。太后是依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非依靠家族的身份而在政壇上發揮作用，這不能不說是女性獨立或地位提高的標誌。

不僅皇室中，女性作用突出，在皇室之外也能見到這樣的案例。北宋時的“楊門女將”，兩宋交替之際擊鼓抗金的梁紅玉，在宋王朝的各個角落都有女性閃耀的光輝。

還有一個例證似乎也能證明上述觀點。據說宋徽宗寵幸妓院名妓李師師，幾度想把她納入皇宮，卻幾度被李師師拒絕，無奈皇帝只能屈尊到妓院尋歡。這種現象在其它朝代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但在宋代，荒唐中透露著開明和平等。

歷史上所謂的“禪讓”，大多出於被迫。只有在宋代，“禪讓”才可能出自本意。

宋代的另一個政治現象便是“禪讓成風”。

中國社會自夏以後便極少“禪位”，有限的禪讓也有過幾次，如漢禪魏、魏禪晉、後周禪宋，但大多是被逼禪讓。主動禪讓的也有：如唐朝時，高祖禪讓太宗、睿宗禪讓玄宗、玄宗禪讓肅宗等，但大多還是迫不得已。真正算得上心甘情願禪讓的只有唐睿宗禪讓給唐玄宗、清乾隆帝禪讓給嘉慶帝。但這種案例實在太少。而在宋代三百多年的歷史上，禪讓卻有四次，其中除光宗禪讓給寧宗是被迫外，徽宗禪讓給欽宗，高宗禪讓給孝宗、孝宗禪讓給光宗則是自願的。如此高的禪讓比例為封建朝代所罕見。由此我們不能不為宋朝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文官制度設計而擊掌；也不能不為這種開放的胸襟所感動，至少禪讓比之於專制要強許多。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宋代經濟、文化發達和和人們精神較自由的根源之所在！

觀宋朝三百多年的歷史，雖然官僚機構龐大無比，但人們的生活卻較為平等和自由；雖然國家積貧積弱，但人民的幸福指數卻相對比較高，這也是宋朝被現代人們欣賞的原因之一。

第五章：中國和世界的時差（1）

中國其實早在十八世紀中期就已落後於西方，但直到鴉片戰爭失敗，清政府才如夢方醒。

在中國歷史書中，通常把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劃分，完全是因為：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1840年實在是一個恥辱的年份。這一年，擁有幾億人口數十萬軍隊的中國遭受了來自萬里以外的異邦小國英國4000兵力的侵略。這一年也成了中國歷史的分水嶺。

這場爆發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