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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來說，首先琢磨的，就是農民轉變身份之後的收入問題。這是一個最核心的切入點。根據以往的經驗，超過30歲的農民就很難再就業。七八千農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業，沒有收入，整個小區就會一塌糊塗，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區有大量的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農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錢可以賺。現在我們搞“農民向城鎮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這部分收入就沒有了，農民怎麼肯幹？第三個問題，就是農民要集體居住，就要搞農民新居工程，錢從哪裡來？我們金牛區有9萬農民，人均居住面積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萬平方米。1平方米算1　000元，就要45個億，哪裡去找那麼多錢啊？這還只算了基本建設費。加上配套之類，差不多需要100個億，甚至超過100個億。由政府出錢來建設，顯然是不現實的。

當然不現實，哪個政府也負擔不起。其實也不光是這三個問題。外來流動人口無房可住，同樣是問題。一個城市要發展，是離不開外來流動人口的，不能讓他們無處落腳。外來人口沒了住處，搬遷農民少了收入，這兩條加在一起，社會就不穩定、不和諧了。不知金牛區有什麼高招？

文登來說，想來想去，感覺還是得發展集體經濟，但必須是新型的集體經濟組織，是可持續發展的。什麼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來操作，跟以前的那種非法人的集體經濟不一樣。公司自己成立董事會，所有農民都是股東，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董事會選董事長，然後再任命總經理。公司主要的任務就是經營這個集體經濟組織，招商引資也可以。當然，它的經營要符合城市規劃的總體要求。比方說我們有一片地，我們要規劃市場，他們就可以去。如果我們是物流，他們就可以找企業來合辦物流。政府在徵地之前，也適當地給他們配置資源。公司內部，必須有相當的資產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確保一個底線。這樣，不管公司的經營狀況怎麼壞，壞到最後這個底還在。我們知道，每個村差不多都有集體資產的，但往往一拆遷就沒有了，分光了。現在大家明確了一個可以看得見的前途，原來的資產也就不會浪費，農民就會自覺自願地去保護集體資產。不過光是這樣想還不行。集體經濟組織，農民成立的公司還得有事做有錢賺才行。正好這時我們區有一個專案，就是要建設“兩河森林公園”。這是成都市建立國家園林城市、申報中國人居環境獎的重要專案之一，佔地6　500畝，包括森林，涉及農民5　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盤”1　100多畝。

我問文登來，什麼叫“林盤”？

文登來說，川西農民都是獨家獨戶居住，農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後還有一些樹林、竹林，我們叫“林盤”。這5　000多農民，宅基地加“林盤”是1　100多畝。農民集中居住以後，就用不了這麼多了。於是我們就在已經建成的高家小區旁邊規劃了兩河社群和一個商業風情鎮，佔地540畝，和佔地1　100多畝比較起來，還省了500多畝。所以我們願意拿200多畝做商業街，再拿一定的面積做出租房，作為實現農民持續增收的主要載體。商業街和出租房，由集體經濟組織和投資方共同建設，集體經濟組織出土地，投資方出資金。建成以後，給投資方不超過30％的住宅和商業設施作為回報。不過只給使用權，不給所有權。房子不能賣，一賣就亂套了。招標之前我們選企業，對企業講你要來投這個資，說清楚給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權，辦產權也是給這個集體經濟組織的，不是辦給你這個投資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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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致和（2）

我明白金牛區的想法了。他們確實是在千方百計地保護農民的利益，尤其是農民的集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