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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這位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是有過這樣的批評嗎：“這種隨便應世的市儈作風，妨礙了真正的發展程序，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①應該說，這話雖然說得過於嚴厲，但有一定的道理。

①勃蘭兌斯：《法國的浪漫派》，第三八八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謀生的文學家、藝術家，要想完全擺脫商業化的傾向是不可能的，即使雨果、巴爾扎克這樣的大師也不例外，就連戈蒂埃這樣的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的自鳴清高的文學家，有時不也是要迎合出版商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嗎？大仲馬自然難以免俗。那麼，就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而言，大仲馬同巴爾扎克、雨果之間的差距究竟在哪裡呢？巴爾扎克在他的《人間喜劇》裡對資本主義社會里的金錢關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醜惡現象予以無情的鞭撻，他的作品包含著一種巨大的批判力量。而在雨果的作品中我們常常聽到作者為人間不平而發出的憤怒吶喊和正義的呼聲，看到他對於自由和社會公正的理想的追求。總之，他們的作品時時閃現出思想的火花，放射出詩一般的光輝，而這些卻往往是大仲馬的小說裡所缺少的。僅就《雙雄記》這部小說來看，由於作者過於追求故事情節的驚險離奇，致使在作品的後半部中兩雄相鬥似乎與他們各自所代表的營壘之間的鬥爭脫了節。再者，作者對於羅朗與摩岡“惺惺惜惺惺”的俠義心腸作了過分的渲染，從而減弱了羅朗這個人物的光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部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大仲馬在文學史上之所以沒有能夠達到雨果和巴爾扎克等人那樣的高度，根本的原因也許就在這裡。

但是，我們認為不必因此而苛求於前人，如果說法國的浪漫主義文藝運動是一所百花盛開的大花園的話，那麼，大仲馬的作品則可以說是這所花園裡的一朵豔麗的鮮花，它是那麼生機勃勃，雖然已歷盡百年，卻依然香豔如故，至今仍然有如此眾多的人在迷戀著它，這不恰恰說明了它那強大的生命力嗎？因此我們應當、而且完全有必要在文學史上給大仲馬以一席重要的地位。這裡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莫洛亞的一段評論吧，它也許會給我們某種啟迪：

他（指大仲馬）把歷史和長篇小說引上了人民的舞臺，把它們體現為令人難忘的形象，使它們成為廣大群眾的財產，在他的聚光燈的照耀下，歷史和長篇小說獲得了新的生命，成為各個時代和各個民族無比喜愛的物件。①

①莫洛亞：《三仲馬》，第二三七頁。

告讀者

大約在一年以前，我的老朋友茹爾·西蒙①，《職責》一書的作者，來請我為他的《大眾日報》寫一部小說。

我把我正在構思的一部小說的主題告訴了他，他感到很滿意。我們當場就簽訂了合同。

小說的情節發生在一七九一年到一七九三年之間，第一章的情節在瓦雷納②開場，時間是逮捕國王的那一天晚上③。

不過，儘管《大眾日報》催得很緊，我還是要求茹爾·西蒙給我半個月時間再動手寫這部小說。

我要到瓦雷納去走一遭；我從前沒有去過瓦雷納。

要寫一本故事情節發生在我沒有看到過的地方的小說或者劇本，這對我來說是力不從心的。

為了寫《克麗絲蒂娜》，我去過楓丹白露；為了寫《亨利三世》，我去過布盧瓦；為了寫《三個火槍手》，我去過布洛涅和貝蒂納；為了寫《基督山伯爵》，我再去了一次卡塔蘭和伊夫堡；為了寫《伊薩阿克·拉克唐》，我重遊了羅馬④；當然，我還研究過耶路撒冷和科林思，雖然我沒有去過那些地方，花的時間卻比我親自去一次還要多。

①茹爾·西蒙（一八一四——一八九六）：法國哲學家、政治家。

②瓦雷納：法國默茲省一小鎮，離凡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