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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強對內對外彼此各異的針對性。

于丹的成功，關鍵在於她獨特的講述方式。朱熹也講《論語》，錢穆也講《論語》，當今中國，各高校許多講堂都在講《論語》，為什麼其他人沒有掀起這樣的狂潮？

就講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強調了“平民立場”4個字。他說，“傳播效果很大程度上來自親和力，親和力來自於‘平民立場’。觀眾認為你與他一樣看問題、想事情，就沒有距離、沒隔閡，不是居高臨下、咄咄逼人，沒有對立情緒，也就不會產生逆反心理，不僅你和他們是一樣的人，故事中那些歷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們一樣，他就愛聽你講話。”

于丹“心得式”的解讀方式，能更好地還原《論語》作用於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經典“入世”的成本。對學術界以外的大眾來說，這種講法太好了。別小看一個個小故事，她就把《論語》講活了。

一句話，于丹尊重了大眾傳媒的規律，使用了恰當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進行傳播，是她的講座火起來的重要原因。

從事媒體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貼近”，即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是傳媒接近群眾、吸引受眾的不二法門。既要貼近群眾，就要熟悉群眾、瞭解群眾，央視《百家講壇》將節目定位於“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於對受眾的深刻了解。製片人萬衛分析說：“初中文化水平並不是指為初中畢業的知識層次的人服務。實際上，只要你跨出所學的學科，在其他學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學物理的，歷史對你來講就是初中水平。”多麼精到的分析！由此我們似乎又一次體味到了“三貼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傳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說，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這位巨人，就是在中國獨一無二、在電視傳播領域具有某種“壟斷”地位的中央電視臺。是電視這個主流傳播媒介的巨大影響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漲船高。

為什麼是于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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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播學有一種令人聽起來感到不舒服的理論，叫做“靶子論”。這種理論形象地把傳播內容比作箭，把傳播物件比作靶子，而傳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據說，傳播者是主動的，傳播物件是被動的，而且散沙一般，無法抵禦傳播者的射擊。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傳播物件就會應聲而倒，即接受你的傳播內容。這種理論，把傳播物件視為愚昧的芸芸眾生，把傳播者視為可以為所欲為的神人，似乎不管傳播什麼內容（真的、假的、善的、惡的、美的、醜的）只要不斷地射箭，傳播物件都會不加選擇、也無須懷疑地加以接受。事實上，問題沒那麼簡單，傳播物件豈可隨意擺佈？豈可任人愚弄？豈可去接受那些假的、醜的、惡的傳播內容？你在那裡無中生有地傳播一些謠言也是可以擊倒“靶子”的麼？

“靶子論”早已行不通了，現在的傳播者誰還按這種理論行事？“靶子論”之所以沒有生命力，關鍵性的原因是沒有正確對待傳播物件，它不是尊重傳播物件，而是壓服、愚弄傳播物件。於是，傳播者與傳播物件之間的關係就不正常了，傳播者總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視為教育者，把傳播物件視為受教育者，我講你聽，我有發言權，你沒有發言權，講一次不行，再講一次，用傳播攻勢來折服你，似乎謠言三遍也成真理。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大眾傳媒事業的不斷發展，人們早已把“靶子論”拋棄了。其實，傳播者與傳播物件是平等的，傳播者尊重傳播物件，而傳播物件則依賴傳播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關係，我尊重你，你依賴我，透過傳播這條紐帶，把雙方的心繫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報紙沒有讀者，報紙給誰看呢？讀者離開了報紙，又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