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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一群覺得肖如玉一點也不理解他。家庭裡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只有當官才是大事。一個女人,只看到眼前。他真心覺得,當官,與他的生命同樣重要。
很多人都認為鄧一群是幸福的:他能找到這樣一個門第的家庭,妻子的單位不錯(不管如何,一般群眾覺得像銀行這樣的單位,依然是國家的,不會像工廠那樣倒閉掉。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工廠在倒閉),兒子出生了也不用他操心,年紀輕輕又提成了副處級,簡直就是相當得意的了。但鄧一群現在卻感到了婚姻的不幸,他不再滿足了。而這種不滿足,只能自己隱藏在心裡,不能同任何人說。他覺得肖如玉不理解他,他對她的“愛”也厭倦了,他需要婚姻之外的“愛”。這種渴望有時甚至很強烈。他努力地去壓抑,不讓它冒頭。
他是一個理性的人。他想:我不是言子昌,把自己的心思同別人去說。過去所經歷過的那些事,沒有一個人知道。如果單位的人知道,那麼他今天的鄧一群還能是這樣麼?不!肯定不是。
在機關,他是一個很正派的,有理想,有追求,積極上進的青年幹部。人具有雙重人格,或者說是有多重人格的。所有的人都有兩張面具,而問題恰恰並不在於別人是否知道你有另一副面具。有另一副面具不是秘密,而是你怎樣不讓別人發現並看到你另一副面具。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鄧一群就要讓別人永遠只看到他在機關的樣子,辦事認真,工作積極,態度嚴肅。不讓任何人抓住自己的任何把柄。這是一種必須的自我保護。
他在機關裡,開始建立自己的關係網。由於已經成為副處級幹部,所以他同其他處長們的交流也就多起來。同那些中青年處長們,要建立起兄弟一樣的感情。俗話說:有坐轎子的,就要有抬轎子的。還有一句俗話,叫人抬人高。他要進步,沒有一幫兄弟捧場,是不行的。大家抬一抬,都有好處。好在自己是從一個普通科員上來的,這麼多年來,在機關裡,從來也沒有得罪過人,這是他的一大有利條件。與他相比,言子昌和副處長老潘都不如他。言子昌只知道討好領導,而不注意協調和其他處室的關係,有時候還會因工作問題而鬧得很緊張。鄧一群卻是始終堅持和別的處室搞好關係,沒事的時候經常串一串門,中午用完工作餐,就同他們打牌,有說有笑,從不提工作上的事。人家明白他是個副處長,處裡的事情都是老言說了算,所以所有的責任也不往他頭上加。相反,那些人還覺得他好說話,甚至在心裡還有點同情他,覺得他跟老言配合,工作上一定受了不少委屈。
做好人,在官場上也是一門訣竅,並不是當了官就不要做人。關於這一切他心裡跟明鏡一樣。他這是明擺著的一種守勢,然而守到一定的時候,就是攻啊!
一切都是要在一個恰當的時候。他想。
在廳長們面前,鄧一群永遠還是那個小鄧。他要努力做到職位的變化,並沒有帶來他性情上的變化,他永遠是謙虛的、真誠的、聽話的、埋頭苦幹的。同時,他也並不是沒有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只是他還沒有這樣的機會,如果給他一個機會,他會表現得非常出色。在處裡,他永遠只是一個第三副處,儘管他比別人的工作能力強,但他還是要尊重老同志。
他的表現沒有白費,廳長們都已經看出來了。至少龔廳長看出來了,有次開全省機械行業年會,會間休息的時候,龔廳長笑嘻嘻地對他說:“小鄧,你的工作很努力啊。”鄧一群作不好意思狀,說:“龔廳長過譽了。”龔長庚拍拍他的肩膀,說:“年輕人,前途無量。”鄧一群聽了更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