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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個人的精神意志上，胡適逐步變成了一個進取型的樂觀主義者。1914年冬，某一日，“此間忽大風，寒不可擋。風摺積雪，撲面如割”。一個俄國人因未帶手套，兩手受凍，幾乎殘廢。然而，這樣一個悲苦日，獨身一人滯他鄉，胡適長詩明志，卻結穴以“明朝日出寒雲開/風雪於我何有哉/待看冬盡春歸來”，　“何有哉”的胡適此時何曾有一絲當年“可奈何”的無奈氣？

胡適自己認為，去國數年，一個很大的收穫，便是自己成了個樂觀主義者。其所以如此，胡適自雲：“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數年之間，就逐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態度。”說到這裡，胡適繞有意趣地談到他第一次觀看足球比賽的情形：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裡以哲學的態度看球賽時的粗暴及

狂叫歡呼為樂。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的。

但是到競爭愈漸激烈，我也就開始領悟到這種熱心。隨後我偶然回頭望見了

白了頭髮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　W　）誠心誠意的在歡呼狂叫，

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至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著眾人歡呼了。”

胡適少時好靜不好動，以至五歲時便被周圍人笑稱為“貳�壬�薄Ｈ緗瘢�蹦甑摹胺‘先生”看到白髮教授卻像五歲的“貳�壬�蹦茄�岡臼保��男睦澩ザ�遣謊遠�韉摹Ｕ饈橇街治拿韉謀瓤觶�胺‘先生”雖然年幼，除了生性，卻揹負了千年古文明的負擔；勞理先生雖然年邁，但他所依傍的那個文明卻使他非常年輕。不能說胡適從這時就走向了樂觀主義，但這畢竟是向樂觀主義捩轉的一個契機。身處在美國這種生命力勃發向上的文明形態，胡適的轉變並不令人奇怪。1914年春，胡適以《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為題參加康乃爾大學每年一次的“卜朗吟獎賞徵文”，該徵文由康大某已故教師捐設，面向全校學生，“凡學生作文論卜朗吟之詩文最佳者得之”。這一次，得獎者是胡適，學校給他頒發了五十美元的獎金。因為胡適以外國人的身份獲獎，不僅“校中人詫為創見，報章至著為評論”。胡適寫信向母親報喜，也給比他大幾歲的族叔兼老友胡近仁談及，信曰：“去國數年他無所得，惟能隨事存樂觀之念，無絕望之思。今以為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但一息之尚存終迴天之有日。去國以來所得僅此一念持獻老友。”然後，又持獻老友一首他自己最喜愛的卜朗吟臨終詩，詩是胡適早先在日記中用楚騷體翻譯的：

吾生惟知猛進兮 未嘗卻顧而狐疑。

見沉霾之蔽日兮，信雲開終有時。

知行善或不見報兮，未聞惡而可為。

雖三北其何傷兮，待一戰之雪恥。

吾寐以復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受歐美文明的薰陶，胡適有了脫胎換骨般的變化。打此以後，胡適終其一生都是個樂觀主義者，不僅表現在個人的精神意志上，更表現在他對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道路的宏觀把握上。1940年代後期，有外國記者稱胡適為“不可救藥的樂觀者”（the　incurable　optimist）。這個樂觀，這個對人生和人類歷史的樂觀就是在美國養成的。1947年的胡適，在北平做過一次廣播講話。那時的政局，已經有了一個天翻地覆的反轉，它對胡適所信奉的英美自由主義已經極為不利。不僅年輕的學生和大批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地左轉而去，就是信奉自由主義的人也對形勢抱以悲觀。可是，胡適卻作了一個明顯不合時宜的講話，題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在胡適看來，世界文化的共同趨向，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