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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訊息極惡，報章皆謂恐有戰禍。餘雖不信之，然日京報章皆主戰，其喪心病狂如此。遠東問題之益棘手，有以也夫！

6日：昨夜竟夕不寐。夜半後一時許披衣起，以電話詢《大學日報》有無遠東訊息，答曰無有。乃復歸臥，終不能成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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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愛國癲”（1）

高調愛國，歷來是中國的愛國特色，但能解決問題嗎？這是胡適深所憂慮。1915年2月到5月之間，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以空前的熱情討論“二十一條”，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對日宣戰”。這樣的口號登上了《中國學生月報》，上述的“駭人之壯語”，到了這裡，便是“吾輩非戰即死”、“決一死戰”的義憤填膺。幾十年後，胡適回憶當時情形，說“我為此事甚為焦慮，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寫信的那晚，胡適原本睡下，但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筆而書，“書至夜分二時半”。胡適在信中明確表示了自己的反戰態度。

信中胡適很不客氣地把這種聲音稱為“愛國癲”（胡適的原文是“patriotically　insane”，這個詞也可譯為“愛國瘋”），意為已經喪失正常的理性：“此刻，餘要說上述言論完全是瘋話。吾輩情緒激動，神經緊張，理智失常，可以說得了‘愛國癲’。諸位，在此危急關頭，情緒激動是決無益處的。激動之情緒，慷慨激昂之愛國呼號，危言聳聽之條陳，未嘗有助於國。吾輩自稱‘學子’、‘乾材’，若只是‘紙上’談兵，則此舉未免過於膚淺。”

胡適反對開戰，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此刻言及對日作戰，簡直是發瘋。我何以作戰？主筆先生說，我有一百萬敢決一死戰之雄獅。且讓大家來看一下事實”。胡適出具的事實是，中國僅有十二萬士兵談得上是訓練有素，但裝備極為窳劣。而且，海軍沒有戰鬥力，最大的戰艦也是一個三等的巡洋艦，排水噸位僅四千三百噸。以這樣的軍備開戰，“其後果，不僅於國無所改觀，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躪！任人蹂躪！再任人蹂躪！”此時的胡適雖然還是個“不爭主義者”，但這次反對“愛國癲”，主要還是出於實際情況的考量。在打不過的情況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賭注，胡適是不幹的。針對對方以比利時為例，胡適也表達了不同的看法。當時比利時的兩個城市，魯汶（Louvain）因抵抗而城池殘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則聽勸於美國公使，未與德軍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難。胡適反對效法抵抗的比利時，“螳臂當車、以卵擊石決不是英雄主義！更何況比國當時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慘敗。”就其抵抗而言，他們自以為城市固若金湯，有恃無恐，同時又有英法為後援，為了榮譽孤注一擲，結果導致全盤傾覆。“試問，這是真正的勇敢嗎？這是真正的英雄氣概嗎？”以比利時為覆轍，胡適的態度是“為這種英雄主義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犧牲，值得嗎？”（同上）

如果在胡適身上找英雄主義，肯定找錯了地方。胡適是個冷靜的實用主義者，往往是從功利和實用的角度盱衡問題，這時他雖然還在康大，還沒有拜到杜威門下，但，對杜威那一套有點無師自通了。同時，英國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尤其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對胡適影響甚深，所以他會很自覺地反對挺戰聲浪。從當時的情形看，胡適這樣做很不討巧，甚至危險，因為北美留學生的戰爭呼聲是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而中國的事在評價上往往又以道義為裁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