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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還是黑人音樂家。我們對此的回答是：“音樂是不分膚色的。”我們看到了，在每一個夜晚，特別是我們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訪問的時候，我們所到之處，那裡的人們都喜歡我們的音樂，至於我們是什麼樣的膚色，我們是從哪個國家來的，對他們來說都無所謂。

我們想成立自己的公司，是因為我們想有所發展，想在音樂界為自己樹立起一個嶄新的形象，我們不僅僅是歌手、舞蹈演員，還要成為詞作者、曲作者、配器者、製作者，甚至出版者。我們的興趣是那麼廣泛，需要一個起保護傘作用的公司來扶持我們的事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曾經同意我們製作自己的唱片，是因為我們當時的兩張唱片銷售量很大，但《不同的女性》表明了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隻有他們認為值得時，才會同意我們發展。他們對我們提了一個條件，既由他們為我們選派一名驗收人員。此人名叫鮑比·科洛比，曾經和“血汗淚”樂隊一起幹過。他來監督我們，時時看看我們怎麼幹，也看看我們是否需要幫助。

我們明白，五兄弟還需要別的音樂家的提攜，從而使我們的音樂達到最佳效果。我們有兩方面的弱點：一是鍵盤樂器的演奏方面，一是磁帶兩面歌曲的安排方面。我們虔誠的把最先進的技術引進我們在恩西諾的錄音室，但我們使用起來並不得心應手。雖然作為一個職業錄音專家，格雷格·菲林根斯顯得太年輕了，但他解除了我們的憂慮，因為我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對新事物、新方法持開放態度的人，而不是我們在過去那些年遇到的因循守舊的傢伙。

他來到恩西諾，為我們做錄製前的準備工作。我們彼此對對方的工作表現都喜出望外，相互之間的成見也煙消雲散了。這真是令人欣慰。我們向他介紹我們新歌的創作意圖，告訴他我們想像費城國際唱片公司那樣，對音響的合成格外重視，可是，當我們把各種樂器配在一起演奏時，總是覺得它們在互相干擾，所有的絃樂聲和打擊樂聲亂作一團。我們想讓音樂更加清晰，節奏感更強，低音部分更強有力，而管樂部分更加嘹亮。格雷格創作的音樂節奏非常美妙，正像我們向他描述的那樣，而且還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意圖。我們覺得，他好像能看透我們的心思。

那時，從鮑比·科洛比那兒來了一個新的成員和我們一起工作，他叫保林豪·德科斯塔。他的到來使我們很擔心，因為這好像意味著蘭迪一個人已經擔負不了全部打擊樂器的工作了。可是保林豪帶來了來源於古代巴西桑巴舞的打擊樂器，這種經過改進的，根據需要而設計的樂器很簡單，往往自己就能製作。當德科斯塔的樂聲使蘭迪的傳統演奏方式增添了新的活力時，我們覺得我們的音樂已經征服了整個世界。

從藝術家的角度來講，我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在摩城公司，在費城國際唱片公司與我們共事的都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優秀的現代派流行音樂家，對我們來說，如果不從他們身上儘可能多的吸收有益的東西，是非常愚蠢的，但我們又不能做模仿者。值得慶幸的是，鮑比·科洛比給我們帶來的一首名叫《怪罪搖擺樂》（Blame　it　on　the　Boogie）的歌使我們得以走上新的起點。這首歌節奏明快，正好適合我們所致力培養的樂隊的風格。我特別喜歡輕快的唱那句主旋律：Blanme　it　on　the　Boogie，我可以一口氣把它唱下來，嘴唇都不用合攏一下。我們覺得那張唱片內套上寫的東西特有意思，《怪罪搖擺樂》這首歌是英國的三個傢伙寫的，其中有一個也叫邁克爾·傑克遜，這真是驚人的巧合。其實，我自己寫寫迪斯科歌曲也沒什麼奇怪的，因為我過去經常在我唱的主要的歌裡插進去一些供跳舞的間奏。

我們的未來還有那麼多飄忽不定和令人興奮的東西，我們正在經歷著許許多多事業的和個人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