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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分應該是濮。“百濮越過巴山以‘巴人’作為統稱進入中原”（張良皋《華夏宗源新探》），巴人與濮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底是濮中有巴，還是巴中有濮，如今已很難辨明。《牧誓》八族中雖然沒提巴人，但以“濮”殿後壓陣，似乎就是對“巴師”的某種註解。

“東有巴、賨，綿亙百濮。”（漢&amp；#8226；揚雄《蜀都賦》）

“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西晉&amp；#8226；左思《蜀都賦》）

“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西晉&amp；#8226；杜預《春秋釋例》）

大致看來，濮地可能在蜀國東面的巴方附近和三峽、荊襄、夷陵一帶，包括漢水以南和清江、澧水流域，向南或許還延伸到武陵山區。這裡範圍很廣，人口很雜，歷史上各種勢力此消彼長，但只要把它與巴、楚關聯，就有章可循。

至於江漢平原一帶，先有三苗控制，接著巴人在此擴大影響，其後虎方揚威於商周、百濮散居在各地，最後才逐漸脫離巴方，淪為楚地。朱儁明先生認為“古荊為巴”，是很有道理的。公元前700年前後楚人發展的最初階段，就是佔了濮人的地盤起家的。濮人是否立國並不重要，但後來楚國的大片國土，基本都來自於濮。

“楚熊通……自立為武王，……始開濮地而有之。”（《史記&amp；#8226；楚世家》）

可見，楚脫胎於濮，濮共生於巴，濮人和楚人的基本群眾都是巴人。

楚人立國之初，“濮在楚西南”。當時關中平原上的周王遠眺南國，心裡喜滋滋地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左傳&amp；#8226；昭公九年》），此時的濮人尚有一席之地。但後來隨著楚國漸強，濮人的生存空間再次被壓縮，終於淪為“遠夷”：

“巴、楚、鄧，中夏之國，惟濮為遠夷耳。”（《春秋左傳正義》）

“中夏”這種說法，是一種以“夏”為中心的文化認同。先周之前以“有夏”為榮，相比而言，“濮”不僅是“夷”，而且是“遠夷”，明顯已被疏遠。濮人從此淡出中原文明的視野，不再引人注意。

略有爭議的是“彭”。

彭姓，是巴人的後裔——土家族的大姓。《括地誌》中提到，楚國西南的濮地，曾有“彭州”，而且武王就是率領這些“西南夷諸州”伐紂的。又說古彭國在“戎府”以南，“戎府”即戎州都督府，是唐初設在四川宜賓的軍政合一的最高權力機關。《括地誌》又是唐代的書，因此這個描述很明確，它既不會是成都西北的彭州，也不大可能是江蘇徐州的那個“彭城”。從方位上看，似乎重慶東南、烏江下游的彭水一帶比較符合。

彭水是早期巴人西進的重要據點，著名的鬱山鹽泉就位於彭水東南。彭水也曾是中國西南地區舉足輕重的歷史重鎮，此地漢屬涪陵，唐置黔州，曾一度成為中央政府羈縻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中心。

問題是，巴蜀地區與“彭”有關的地方還有很多，岷江下游的成都南有彭山縣，嘉陵江畔的閬中市郊也發現過彭城遺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尚書》中出現的“彭”，應該是古代巴國附近的一個小國，屬於巴方軍事聯盟的一個組成部分。

順便說說，夏商時期淮河流域的徐州一帶也有過一個大彭國，後來被商王武丁所滅。有趣的是，就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後不久，淮河南面出現了一個新的諸侯國，它就是吳國。翻開《史記&amp；#8226；吳太伯世家》，頭幾句話就會讓你吃一驚：吳國的開國之君，竟然是在周文王姬昌小時候就離開岐山神秘出走，一度杳無音訊的兩位至親伯父。這當中肯定有些蹊蹺！

把心中的疑團擱一擱，且看剩下的“盧”、“髳”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