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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而上的問題，如人生在宇宙的計劃中有什麼神秘的目的之類，那麼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覺得哲學家在企圖解決人生的目的這個問題時，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種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重要，無疑地是因為受了神學的影響。我想我們對於計劃和目的這一方面假定得太過分了。人們企圖答覆這個問題，為這個問題而爭論，給這個問題弄得迷惑不解，這正可以證明這種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計劃的話，這種目的或計劃應該不會這麼令人困惑，這麼渺茫，這麼難於發現。

這問題可以分做兩個問題：第一是關於神靈的目的，是上帝替人類所決定的目的；第二是關於人類的目的，是人類自己所決定的目的。關於第一個問題，我不想加以討論，因為我們認為所謂上帝所想的東西，事實上都是我們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們想象會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類的智慧來猜測神靈的智慧，確實是很困難的。我們這種推想的結果常常使上帝做我們軍中保衛旗幟的軍曹，使他和我們一樣地充滿著愛國狂；我們認為上帝對世界或歐洲絕對不會有什麼“神靈目的”或“定數”，只有對我們的祖國才有“神靈目的”或“定數”。我相信德國納粹黨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帶著B字的臂章。這個上帝始終在我們這一邊，不會在他們那一邊。可是世界上抱著這種觀念的民族也不僅日耳曼人而已。

至於第二個問題，爭點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麼，而是人生的目的應該是什麼；所以這是一個實際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對於“人生的目的應該是什麼”這個問題，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觀念和價值標準。我們為這問題而爭論，便是這個緣故，因為我們彼此的價值標準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論，我的觀念是比較實際，而比較不抽象的。我以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義。惠特曼說：“我這樣做一個人，已經夠了。”我現在活著——而且也許可以再活幾十年——人類的生命存在著，那也已經夠了。用這種眼光看起來，這個問題便變得非常簡單，答案也只有一個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還有什麼呢？

這個快樂的問題是一切無宗教的哲學家所注意的重大問題，可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卻完全置之不問，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學家所煩慮的重大問題，並不是人類的快樂，而是人類的“拯救”——“拯救”真是一個悲慘的名詞。這個名詞在我聽來很覺刺耳，因為我在中國天天聽見人家在談“救國”。大家都想要“救”中國。這種言論使人有一種在快要沉沒的船上的感覺，一種萬事俱休的感覺，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基督教——有人稱之為“兩個沒落的世界（希臘和羅馬）的最後嘆息”——今日還儲存著這種特質，因為它還在為拯救的問題而煩慮著，人們為離此塵世而得救的問題煩慮著，結果把生活的問題也忘掉了。人類如果沒有瀕於滅亡的感覺，何必為得救的問題那麼憂心呢？神學家那麼注意拯救的問題，那麼不注意快樂的問題，所以他們對於將來，只能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渺茫的天堂；當我們問道：我們在那邊要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