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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輔導員那裡要到厚朴父親的電話，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這世界的真實邏輯。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唸叨的鄉村英語老師，講話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腔調，像老外在說中文一樣。他告訴我：“沒事，就讓他闖闖，失敗了，也當作是讓他發洩發洩，他得把內心的慾望抒發完成啊，要不這一生就浪費了。”

我一下子明白，為什麼厚朴有著那麼著急、倉促，同時強烈而又真摯地擁抱世界的想象——這樣的父親幫不了厚朴。

實在沒有辦法，我最終試圖找王子怡幫忙。她淡淡地說：“哦，厚朴，好幾個晚上拖著把吉他在我家小區裡半夜唱歌，發酒瘋說他如何愛我，被我父親叫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真是個——”

我知道她想說什麼，我不想聽到那個詞語，在她還沒說出口前，趕緊掛了電話。

對厚朴的擔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瑣碎的各種滋味淹沒。

在正式畢業前，我如願地被雜誌社錄用。為了參加畢業典禮，我回了一趟大學。希望這次回去，能見到厚朴。

開啟以前宿舍的門，裡面確實出乎意料地乾淨。聽同學說，厚朴在臨走前，擦拭乾淨了每一個角落。他們不解厚朴的這個行為，其實我也不理解。

讓人意外的是，除了帶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樂器都留下來了。他跟同學們說，這是留給以後來這所學校，同樣懷有夢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覺到，要離開學校時，厚朴內心裡那複雜的滋味。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總覺得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條主幹道，衍生出幾條功能迥異的路。然而，當它藏住一個人的時候，就變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幾個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兩三家樂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確實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沒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須繼續，就像是個話劇演員，我必須在中場休息時間結束後，繼續扮演起在現實生活中苦苦爭取來的角色。

我就這樣告別了那座城市，告別了學校，也告別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獸，從飛機一落地開始，就有各種觸鬚攀爬而來，把你捲入一個個事件、一個個挑戰、一個個故事和一場場悲喜中。這眾多事件，這眾多悲喜，厚厚地、一層層地包裹著你，讓你經常恍惚，覺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為師範大學的學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家鄉當起了老師，偶爾有些來北京進修或者補習的。我作為唯一一個紮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們的駐京接待處。

我沒再刻意去打聽厚朴的訊息，但來的人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事實上我和許多同學說不上熟悉，只是偶爾說說一些陳年舊事和另外一個共同認識的人的故事，勉強證明，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彼此身上花時間的原因。

據說厚朴流浪到最後，沒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就被他父親來城市接了回去。

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親和父親吵了很兇的一架，最終母親的主意佔了上風。在母親的努力下，一些關係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個很小的村莊裡去教書。教的課據說很雜，有語文、政治和音樂等。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訊息之後，我經常會在忙到大腦快抽筋的時刻，突然想象，在一個小村莊裡帶著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象裡，他還是那樣激情四溢，還笑開著兩顆小虎牙，而村子的陽光，能把他的臉再次照出那種動人的透亮感來。我總會邊想象，邊自己開心地笑。

彷彿過上這樣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里糊塗地，我在北京已經待了兩年了。一個很平常的晚上，大學時期的班長給我打來電話：“你這週末能回來嗎？一起去趟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