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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一九四九年春，北京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三十八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劃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汙泥濁水，盪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瞭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四十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彷彿又年輕了十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彷彿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