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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種喜悅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間，像花香之於花開一樣。這有兩種可能：一、我四年來對自己改變是假的，起碼是不徹底的；二、是這個獎已有的榮光擊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隊的一位首長，他在一隻裝滿百元大鈔的坤包前弩張劍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當這隻坤包換成一隻麻袋時，他變得談笑風生起來，輕淺的笑容，期許的目光，稱兄道弟的平易近人。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點也不欣賞。鑑於此，我不知道得這個獎是我的幸，還是正好相反。

我得獎是因為《風聲》，這是一部我用大腦寫出來的小說。我一直簡單地認為，小說有三種寫法：一種是用頭髮寫，一種是用心，還有一種是用腦。用頭髮寫的人叫天才，寫出來的東西叫天賦之作。天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是從冬瓜藤上結出的西瓜，橫空出世，無法無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說來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這沒什麼好說的，也沒人能說得清。可以說一說的是，用心寫還是用腦？這是個問題，而且我們有選擇權。

我知道，要想留下傳世之作必須用心寫，我們平時談論的那些經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腦寫成的，光用腦子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這些傳世鉅作的。但用心寫經常會出現兩個極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極高。那是因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榮辱要驚，愛恨要亂，慾望沉重，貪生怕死。相對之下，用腦寫可以保證小說的基本質量，因為腦力或者說智力是有引數的，一個愚鈍的人總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質，分辨縱橫捭闔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夠用心來寫作，同時我的智力又告訴我，這可能不是一個用心寫作的年代。用心寫作，必須具備一顆非凡偉大的心，能夠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類和大地的體溫、傷痛、脈動，然後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這個年代用李敖的話說：形勢大好，人心大壞。我不相信我的心在這個潮汐一般的市聲以無以復加的速度和力度，洶湧地遮蔽心靈的年代裡能夠出汙泥而不染，獨秀於林。當我看到周圍人的慾望和黑暗被無限地開啟，喧囂得連天上的雲層都變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邊的空氣汙濁了，我更加懷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結垢，因為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了不得。統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選擇用大腦來寫。

用腦寫，通俗地說是把小說當做一門手藝活來做。1944年，博爾赫斯透過給一本小說集命名的方式宣稱：小說是手工藝品。這讓不少小說家們心驚膽戰，一時間遭到各路豪傑的無情怦擊。是啊，感天動地的小說——心靈藝術——怎麼可能是手工藝品呢？事實上，我敢肯定，博爾赫斯自己也不會這麼認為的，他所以這麼說只是一種態度，是對小說家們日漸疏離技藝的一種質疑，一種不滿，一種嘲笑，一種呼喚。說到底，把小說說成手工藝品，是對小說的一種退到底線的說法，是對小說家註定應該遵守的紀律的強調。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小說已經變得越來越平庸、弱智，缺乏教養，我們很在乎寫作速度，卻不在乎筆下人物的長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說人事變遷的邏輯道德和心理座標了。我記得李敬澤曾諷刺我們小說家都是地鐵司機，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認為小說家應該是三輪車伕，一路騎來，叮噹作響，吆五喝六，客主迎風而坐，左右四顧，風土人情，世態俗相，可見可聞，可感可知。我用腦寫，就是想當一個三輪車伕，把各條路線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後儘可能以一種服人的實證精神，給客主留下一段真實的記憶。把假的說成真的，這是我們小說家的基本功，也是我們想讓小說可能承載其他意涵的物質基礎。如果這個“基礎”是假的，破的，你往裡面裝最救命的東西最終都是要漏掉的，更何況今天的看客似乎並不需要救贖，起碼是不願意被蠻橫地救贖。我認為，我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