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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職位，結果嵇康不但不感激山濤的“好意”，反而寫了一篇公開信，大發了一通牢騷，聲稱要和山濤絕交。這就是有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

當時的“名士”王肅、皇甫謐等人為替司馬氏篡位製造禮教依據，杜撰了許多湯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卻在上述文章中大談“非湯武而薄周孔”，這無異於公開反對司馬氏篡魏，這無疑戳到了司馬昭的心肺之中，據說司馬昭讀畢此文，對嵇康深為嫉恨，殺心頓起。嵇康的性格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而發”，而且嵇康是魏室宗親，他的妻子是沛穆王曹林之女長樂亭主，司馬昭的瞄射鏡中早就鎖定他的身影了，就等扣板機了。

一向對嵇康心懷怨恨的鐘會也乘機墊了壞話，他說：“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豁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這段話倒道出了殺嵇康的真實原因，那就是“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找個碴殺了他，讓別人都聽話，不敢亂說亂動。

鍾會說的那兩個典故是這樣的，所謂“太公誅華士”是說姜太公封到齊地後，那裡有個“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食掘飲，無求於人”的隱士，姜太公請他三次，他不應，於是姜子牙就把他殺了（此事見於韓非子的書中，不知真假），而孔子當了官七天就殺了少正卯，用的也是這樣“莫須有”的罪名：“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看來儒家的手從孔老二時就夠黑的，反正就是你太聰明瞭，太有思想了，太有號召力了，而且又不對統治者那一套唯唯諾諾地信奉，這就是最大的罪過。孔老二還說，上面那五點，有一條就夠該死的份了——“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我們拿上面的這五點衡量一下嵇康，恐怕也快達到“兼有之”的程度了，所以嵇康必須要死，他死定了。

嵇康臨刑前，三千多太學生為他請命，但司馬昭不許。其實看到嵇康擁有這麼多的“粉絲”，更讓司馬昭覺得鍾會所說的“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確鑿不假。然而，唯一讓嵇康感到幸運的是，司馬昭沒有秘密地將他處死，也沒有在他臨刑前割喉管、塞竹籤什麼的。嵇康在生命的最後還可以進行一場最後的永別演出——彈那曲人間絕響《廣陵散》。彈完此曲後，嵇康長嘆說：“《廣陵散》就此絕矣！”確實，此後世上就算再有曲譜，又何處能尋得嵇康？就算能再尋得嵇康這樣出色的人物，又如何能有嵇康臨終彈此一曲的心情？

嵇康的個性偏重於高潔不辱、憤激張揚的一面，其實這也是道家思想的一個成份。我們前面說過，道家始祖中像莊子也有不少這樣的舉動。也許只有這樣，這才是嵇康。嵇康的生命被冰冷的利刀終結，但嵇康的形象卻被鮮血染得更加奪目，嵇康的思想並沒有被專制的屠刀所斬斷，反而在後世的人們心中播下了種子，許多文人都效法嵇康、阮籍之猖狂。嵇康，像一株挺立青崖間的孤松，永遠傲立於史冊中，為歷代文人所敬仰。

阮籍

說是“竹林七賢”，其實倒不如稱之為“竹林七怪”更貼切些。嵇康的脾氣不好，性格偏激，常有“非湯武薄周孔”、“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之類讓禮教偽君子們瞠目的奇論，但說到放浪形骸的惡搞本領在竹林七賢中卻是遠不如二阮（阮籍、阮咸）和劉伶這三人。

魏晉風度－－竹林七賢（3）

莊子在《大宗師》一篇中說：“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又在《漁父篇》裡說：“真者所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