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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延安很土的，沒有見過車，那個大卡車來了以後，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什麼，那麼大一個東西。然後父親就坐在駕駛室裡抱著我，我特別緊張，那汽車開起來一按喇叭，都嚇得我一哆嗦。那時，我是五六歲的樣子。

因為父親受過傷，那是在紅軍的時候，一顆子彈從他下巴底下打進去，從顴骨穿出，把關節打碎了，癒合得不好，所以看起來老是像咬牙切齒的，再加上他個子高，比較瘦，顯得很嚴肅。對他不熟悉的人老覺得他很不容易接近，怕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隨和，經常開玩笑。而我們兄弟姐妹7個沒有哪個說怕父親母親的。

我的父親羅瑞卿…採訪羅瑞卿的兒子羅箭（2）

記者：當時像您這樣見不到父親的情況多不多？

羅箭：像我們這種情況太多了。我記得哪個叔叔阿姨從前方回來，就把我們這些孩子都接到他們家裡去，所以在我們的概念裡，父親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從前方回來個親人，把我們都接過去。我父母在前方沒回來的時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媽媽（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過年過節她就讓警衛員騎著馬，4個警衛員一個人抱著一個，把我們都接回棗園（朱德的住處）去，過一個週末再回來。我們小時候，康媽媽就像我們的親媽媽一樣。

我父親到太行山一去好幾年，中間基本上不通音信，當然他覺得把我們放在延安那是大後方了，我們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們當時也小，不懂得掛念親人，但我覺得父親母親時時刻刻在關心著我們。因為每次前方有回來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們，說我看看你們長多大了，你爸爸還是老想著你們的，經常給我們講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親在前方，沒有時間來看我……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靈魂——羅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對我講，你爸爸在抗大講話是非常有號召力的，講上幾個鐘頭，不用稿子……就連毛主席都誇獎，說你爸爸演講有鄧演達的風格……把抗大帶到前線去要透過封鎖線，很危險……所以那些青年學生遠遠地看到校長那高大的身影，心裡就覺得安全。”

——羅箭

記者：抗日戰爭時期，羅瑞卿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當時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負責的。當時抗大的學生很多是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學生，為了提高學生們的思想覺悟，您父親時常給學生們演講，他的演講很有特色，您聽別人講過他當時的工作嗎？

羅箭：紅軍到達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時間，相對穩定，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紅軍組織上的問題，思想上還未統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後來聽叔叔阿姨講，那時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親搞的，擔任抗大教育長的職務，學校日常事務都歸他管。後來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透過種種途徑，大多透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冒著生命危險過來的，像天津“一二·九”運動湧現出大量積極分子。地下黨也有意做這方面工作，把他們引導到延安，所以那時候到延安的青年學生特別多，這樣一來，抗大的教育物件才轉移到青年學生身上。像我的母親和好多阿姨們，都是這樣的青年學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線，就找八路軍，要抗日也找八路軍，要救國還是找八路軍，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來，沒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動手挖窯洞。

當時父親在黃埔軍校時，比較崇拜鄧演達。鄧演達是黃埔軍校的負責人，經常給學生演講，當時他們那些人演講不用稿子，非常有鼓動性。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就向他學習、模仿。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對我講，你爸爸在抗大講話是非常有號召力的，講上幾個鐘頭，不用稿子，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就連毛主席都誇獎，說你爸爸演講有鄧演達的風格。有一次在公安大學演講的時候，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