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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副教授。怎麼到了深圳這樣的一個副省級城市,就弄個副省級裡的科長給我當呢?你說我不懂銀行業務,不給主持工作的行長讓我噹噹情有可原,但弄個副行長,抓抓行政後勤,管管工會、青年、婦女總可以吧?真是埋沒人才!”
“過去,沒有任職,我不方便提出來,是因為怕銀行不要我。現在任了職務了,再不提出來,就是我傻!對,應該向王顯耀提出來。”許愛群對自己說。
其實,許愛群調入深圳前,在湖be某市的一個邊遠小鎮當婦女主任。這個小鎮和中國農村的大多數鄉鎮一樣,家家戶戶要把農產品拿到集市上去賣,換回一些生活必需品。農民約定俗成,定下了集市日期(如逢農曆尾數的1、4、7,或2、5、8,或3、6、9,作為集市日期)。農民每逢集市日期,不分男女老幼,都往鎮裡趕。在鎮上工作的人,在這一天一般也不走,就留在鎮上接待前來趕集的各村的重點戶、村幹部等人,給前來拜訪的人倒茶送水、噓寒問暖。這是鄉鎮幹部很重要的工作。因為,你把他們伺候好了,實際上就給你自己開了一條生路:說不定哪天你就要下到鄉下去,到了村裡便有求於他們了。
許愛群深諳在趕集日接待村民,尤其是婦女、村幹部的妙處。而且,她有一個小小優點,就是她在隨機待人接物方面,在見人一面時還真像那麼一回事,用一句時下體育運動比賽的行話來說。叫做“進入狀態早”。見到來訪的人,三言兩語就把對方哄得像自己的親姑姑、親姐姐般受用。
中國的農民就是誠實,能記著別人的好,喝了別人一碗水,恨不得還人一瓶奶,是個有恩必報的群體。連**生前都讚不絕口,他老人家有點偏激地說,農民就是腳上有牛屎,也比知識分子乾淨。那北方深山老林夾皮溝長大的李勇奇,身兼工人和農民雙重身份。他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山裡人說話說了算。一片真心能對天!”讓聽過他說話的人久久激動不已,以至不能入睡。
話說回來,當年許愛群熱情接待前來趕集的山村群眾,算把工作做到了點子上。久而久之,這許愛群還真受到不少人的好評。著實當了幾年先進。後來,市婦女聯合會把她作為會做群眾工作的能手加以弘揚。
做群眾工作。不就是政治工作;“能手”不就是老師、師傅嗎?因此。也不用什麼考評,她的第一個職稱就是“政工師”。幾年以後,論資排輩,連500字論文都寫不出的她,自然就成了“高階政工師”。當然,那時沒有成立職稱評審機構。以至後來調入深圳時,深圳的人事部門也沒辦法確認其資格的有效性。
有一句話說道:月有圓缺。有人根據自己的不同理解,在這四個字的後面加上諸如:“人有禍福”、“手有長短”、“水有清濁”、“天有陰晴”、“路有曲直”,等等不同的詞彙。其實。真還有點畫蛇添足的味道。
話說當年許愛群憑著她那給趕集農民倒茶送水的手段,當上了半真半假的“高階政工師”和先進工作者,但在官場上卻沒有什麼長進。這不能全怪別人,她自己也有一個小小的缺點,跟她的小小優點真是一對難得的雙胞胎:她給人的第一印象很好,但與她相處久了的人,無不搖頭。這在民主化逐漸風行的官場,當然很難找到位置了。因此,她仍然在小鎮上當她的婦女幹部,你要問是什麼級別,若是說大一點是股級,若是說得正經一點,叫做工作人員。這種待遇,她當然不滿意了!這不,窮則思變,不就在深圳見著她了嗎!
一天,她真的到了王顯耀辦公室,對王顯耀說:“王行長:我給你談點我個人的意見。我倆都是共c黨員,又是支委,有事揣在懷裡很難受。”
王顯耀也不知道她有什麼事揣在懷裡很難受,看著她,平靜地問道:“什麼事讓你受委曲?”
許愛群說:“就是我個人的職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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