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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就快到岔氣的邊緣。
他依舊攆。那情景像《追捕》電影裡的高倉健,轉彎時腳踏車發出“嗖、嗖”的聲音,筆直的腿很優美地畫著弧。晴天白日,幹嗎跟我過不去。他試圖把腳踏車橫在我面前,被我推開,摔了跟頭還照舊狂奔,我想我的野性就是從這次狂奔中迸發出來的,哪怕至今為止都不知道那會兒我哥為什麼要這麼攆我以及我為什麼要這麼玩命地跑。跑起來了,就止不住,兩人憋著氣,跑啊跑!如果李煙紅看到了會怎樣?我之後常這麼想,她那會兒一定大喊:“陳軍,你給我站住。”然後大屁股往地上一坐,耍賴。
嘿嘿,就很搞笑了。
“陳軍,你給我站住。”我媽挎著買菜的籃子大喊一聲,她估計也跟著我們跑得不行了,捶胸頓足,她在家裡從不敢罵我,誰叫她是繼母,她對我說的話要使用曲線政策,從我爸那頭折返過來,像拋物線一樣落到我的頭上,最後所有的話都成了強弩之末,失掉了功力,所以她的話,我不太聽,不過,我向來就知道她是個厲害角色,我只是礙於我爸的面子,不說而已。
那一刻我抱著街邊大楊樹,用臉貼著乾裂的樹皮,睨著他們母子喘粗氣。
“你拼命追你妹幹什麼?像瘋子一樣。我快跑死了。”
“別管我!別管我!”我哥突然衝她大喊,我看見他提著破腳踏車衝到我跟前,跟我說:“你有種跟毛毛一起滾蛋!從此以後別回家!”
我還看見他刷地一溜眼淚。
媽走過來問我:“你們怎麼了?吵架了?”
“別管我!別管我!”我也衝她大喊。
這倆人,有病啊。我猜她就這麼想的,她敢這麼想,卻不敢跟我爸這麼說,因為通常我爸只有一個回答:你把問題搞清楚了再說。革命年代走出來的人,永遠正視的是問題的解讀過程,所謂態度決定一切。他們爭吵會是這樣:
“你把問題搞清楚了再說。”
“怎麼搞清楚,這還不清楚嗎?陳軍和陳玉鬧彆扭,在街上亂跑,這像話嗎?你不說說他們,陳軍馬上要高考了。”
“這兄妹倆為什麼會在街上亂跑,你搞清楚了嗎?”
“不是讓你去問嗎?”
“都沒搞清楚,你就說他們亂跑,也許是鍛鍊身體,也許是急著要趕回來做功課,你要搞清楚嘛。”
“跟你這人真沒法說話!”
“你看你看,這態度又來了,什麼態度嘛,問題出來就要搞清楚,端正態度嘛,別動不動就嚷,嚷能解決問題嗎?”
那年,我爸剛升武裝部部長,天天開會成癮。他的態度是——把工作做好是個人態度問題。我媽當時的態度是——過不下去了,離婚!我的態度是,我還沒成年,跟誰也要管我的飽飯,尤其跟我爸,他不能讓我老沒零用錢花,為了一兩塊小錢,也要編理由,這種事我不幹了!我十六歲開始就不愛編理由了,有什麼話都是直說,如果這點還做不到,我寧願一無所有。我哥成年了,他開始進入除了對漂亮妹妹有所謂其他都無所謂的階段。
我哥是怎麼知道我和毛毛那天要去捉毛毛媽媽的奸的,肯定有人告訴他,除了李煙紅還有誰關心我和我哥的問題,那麼李煙紅怎麼會知道?是毛毛告訴李煙紅的嗎?是故意還是不經意?這些問題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之餘大病了一場,大病一場之後,我獨立了清醒了成熟了許多,決定不理毛毛,不理我哥,反而和李煙紅成了好朋友。女性的友誼真比萬花筒還奇妙。她常叫我幫她帶信給我哥,我哥又常常把它們丟到垃圾箱,這我也沒辦法。後來不幫了,因為我哥罵我是豬,李煙紅又老是給我好處,手絹啊、絲帶啊,弄得我覺得自己很不要臉。
可這狀態只持續到我哥考上大學,他一走,我和毛毛又開始了約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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