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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和豐富的資源，教育和醫療的普及水平遠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有綿長的海岸線，成為與有活力國家聯絡的紐帶。只要政治穩定、政策正確，中國經濟一定能夠取得長足發展，因為它確實擁有發展的條件。1978年以來，中國重視政治的穩定，推進經濟改革開放的正確政策，結果取得了高水平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正在牽引世界經濟的發展，這一點都不奇怪。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否意味著近鄰的貧困化或某種“零和博弈”？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國經濟的出口產業，大部分由附加價值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完成。對於以技術集約型企業佔有產業核心位置的日本來說，中國不是威脅，相反日本和中國的經濟是互補性的。

中國至今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進口國，但中國的對日出口增加並不造成威脅，在兩國處於互補型關係的情況下，中方的出口量增加將促進日方在工業機械、零部件、原材料等領域的對華出口。

另外，即使是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也有複雜的背景。第一，在華日本企業或合併企業生產的產品不少；第二，使用日本或第三國（例如東盟各國）生產的零部件的製造很多；第三，考慮到日本企業傾向於研究開發、海外市場開拓、品牌戰略、後續服務等附加價值高的知識、資訊集約型的業務，這意味著兩國之間的競爭關係就更小了。

當然，日本透過技術革新和價值創造，必須堅持不懈地把波浪線往右推動下去，否則兩條波浪線之間重疊的部分將不斷增加，兩國經濟互補關係也將逐步變成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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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向何方？（1）

冷戰的終結、“9？11事件”、全球化以及資訊化等，給國際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變化，世界日益需要實現和平與繁榮的新的智慧和方法。難民問題、民族紛爭、恐怖主義等問題，正在“威脅”著國家利益和勢力均衡等概念。國際組織、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恐怖組織、民族分裂主義集團等“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產生著越來越重大的影響，國家利益相對比，國際關係日益複雜化的大趨勢，今後將持續一段時間。可是，這並不意味著，“非國家行為體”能夠代替國家的作用。在世界流動化、陷入混知己的狀況下，為確保國民的安全和安心，實現經濟繁榮，國家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問題在於，國家（政府）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能否充分發揮應有的“治理”（governance）功能？什麼是國家利益？為實現國家利益，政策又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手段有效合理嗎？每一個國家都需要動員全民思考，回答這些問題。

日本正站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經濟結構改革或修改憲法爭論就是“十字路口”的象徵。日本能否選擇正確的道路？經濟和社會能否重新恢復輝煌？關鍵取決於政治。再次回顧戰前和戰後的歷史，重新沿著認識和平、繁榮走下來的戰後路線何等深刻的基礎上，在變革成為大趨勢的世界潮流中，如何實現和平與繁榮？這才是政治的最大課題。政治家發揮領導作用，構想長期的國家戰略，團結國民，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那麼如何產生如此具有領導能力的領袖呢？重要的是，每一個國民參與政治的自覺和冷靜的國家利益論爭。國家利益論爭絕不僅僅停留在外交層面上。外交和內政日益一體化，它們也在左右由軍事、經濟、文化等組成的綜合國力。日本的國家貸款正在增加，人口的減少和老齡化的程序造成勞動力不足，醫療和福利成本也在上漲。犯罪事故增多，社會的安全和信心受到損害，守法精神或倫理觀逐步喪失，學校、單位等學習、工作環境惡化等，正在普遍引起爭論。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地方的衰退也是個大問題。綜上所述，日本正處於戰後最困難的時期，這是毫不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