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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緣起前面已經說過了，就是有人反映他們投資辦企業實在太難，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其實，就算沒人告狀，投融資體制的改革也是要搞的。因為當時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要加快城市的發展。這必須研究發展的規律。於是，市政府就責成計劃委員會牽頭，對成都市從建國到2000年經濟發展的軌跡進行系統分析，包括哪個時期發展得快哪個時期發展得慢，原因又是什麼。得出的結論，是成都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投資的增長。也就是說，成都經濟是“投資拉動型”的。

於是事情就變得很清楚，那就是要發展成都經濟，就必須吸引投資；而要吸引投資，又必須改善和最佳化投資環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投資管理方式有問題。我們的投資管理方式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很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本來，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投不投資，投多少，怎麼投，是企業的事。企業投資，企業經營，企業管理，企業受益，企業承擔風險。投對了，企業發財；投錯了，企業吃虧。這就叫“誰投資誰負責”，原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管理方式卻不是這樣。投不投資，投多少，怎麼投，要由政府說了算。如果出了問題，則由企業來承擔。也就是說，政府決策，企業埋單。

這沒道理，但有原因。原因就在於資金來源於國家財政，企業花的是國家的錢。你花我的錢，我當然要管。誰來管呢？計劃委員會。所以當時計劃委員會的權力大得嚇人。但是到了2000年，投資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來資金已經佔有相當份額。人家花自己的錢，還要你來管他怎麼花，就有點不講理了。特別是外資企業，很不適應，覺得政府簡直就是越俎代庖，徒然害得他們貽誤商機。這就非改不可，尤其是投資體制要改革。當然，投資體制不等於投資環境。投資體制改革了，不等於投資環境就一定改善了。但體制是核心的東西。體制不改，環境的改善就是一句空話。

這就要分析投資體制到底有什麼問題。當時的結論，認為問題主要有三個。第一是“效率極其低下”，原因主要是管得太多。本來市場可以調節的，政府也要來管，自封“婆婆”，沒事找事，計劃經濟變成了審批經濟。你就是開個小餐館，也要政府來審來批。手續既繁多，審查又嚴格，效率就可以想見。成都市計委作過調查，也請四川大學的姜曉萍教授幫助調查，結果是辦一個專案需要500多天。這樣的效率實在太糟糕。投資是要把握機遇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你這樣的辦事效率，誰還敢來投資？

第二就是“非公平操作”。過去的投資體制，特點有“三不”：審批不公開，程式不透明，市場準入的標準不統一，權力掌握在個別部門甚至個別處室手中，非常容易出現因人而異、厚此薄彼的現象，可謂弊端叢生，腐敗難免。比方說，關係好的辦得快點，關係不好就慢，或者外資企業吃香，個體經濟吃虧，投資者不能享受同等國民待遇。這樣就把市場上公平競爭的環境破壞了，甚至無法進入市場公平競爭，這對投資者是不公平的。

人有病，天知否（2）

第三就是“既越位又缺位”。一方面忙不過來，另一方面又管不好，原因就在於管得不對。該管的事情比如規劃、宏觀調控、公共服務、環境生態沒管好，這就是缺位；應該由市場、投資者自己管的，也要插手，這就叫越位。缺位的原因是越位，越位的原因是隻要管事就有權。權力後面是利益，利益後面是交易，交易後面就是腐敗，至少也是小金庫。這樣的缺位、越位，問題很嚴重。

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歸位。歸到哪裡去？歸到政府和政府部門本來應該做的事情上去。這就是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那麼，什麼樣的競爭環境是公平的呢？首先要有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