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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完沒了。當我看到名高時，我只想發牢騷：“我是不是應該在這附近召開一個關於這場火災的記者招待會，把那些警察和記者都叫來？”

而各種街頭小報、雜誌、電視臺都添油加醋地製作一些毫不負責任的報道。有一家雜誌居然還斷定這是一起放火事件，而肇事者竟被毫無根據地推測為中國人。中國人犯罪已經成為日本的社會性問題，所以一旦有惡性事件，立即有人想到“是不是中國人乾的”。我對這些白痴般的日本荒唐媒體和露骨的歧視感到憤怒。

最令我難以接受的是，連一些在日華人辦的中文報紙也登出了完全捕風捉影的訊息。在最終火災原因尚未查清楚的情況下，有的中文報紙上卻寫下了“中國人放火”的報道。讀到這種文章，簡直讓人忍無可忍。

於是，我覺得，我應當創辦一份中文報紙，至少靠我的力量告訴社會，在歌舞伎町發生的每件重大事件的真實情況。

其實，在日華人辦報的歷史大概有十幾年了，最初只有那麼一兩家，而且慘淡經營，幾度瀕臨倒閉的絕境，後來突然出現了面對在日外國人的國際電話公司，他們的廣告使華人報紙起死回生，然後便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了十幾家大小不等的中文報紙。到了90年代末，發展到了幾十家。面對只有二三十萬華人的閱讀市場，這個數字實在有些過多了，但是仍然會有一些人前仆後繼地投身“報業”，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報紙不是透過收取訂閱費和零售收入來維持的，生生不息的中國餐館、酒吧等才是報紙的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歌舞伎町大大小小几百家的斯那庫、中國料理店每個月向各個報社投入的廣告費用蔚為可觀，完全可以維持住幾十家報社的經營。

我曾經認真考察過這些中文報紙，發現絕大多數的報紙屬於濫竽充數的水平，不僅錯字連篇，有的甚至連基本的語法也不過關。也許正因為這些報紙都是免費發放的，讀者也就無從對編輯水平有什麼過高的要求。憑我的文字水平和經營能力，我相信我辦的報紙，無論在文字和經營水平上，一定可以超越現有的中文報紙。因此，面對這些並不強大的競爭對手，我要在市場份額中強行分一杯羹！

不過，我馬上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首先，僅僅在東京，已經有十幾家中文報紙存在，大多是依靠廣告收入維持。而我辦報紙的初衷則完全是為了一種個人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我缺少的是資金。雖然我的生意還算不錯，但報紙的初創階段開銷也很驚人。此外，我還缺少辦報紙的人手。

而且，當我提議辦報紙的時候，最反對的是莉莉。

“你這個人怎麼想出一出是一出？一會兒陷入賭博的遊戲當中不能自拔，一會兒把積蓄全部花在一個沒有任何價值的女人身上，這會兒又想到要辦中文報紙了？報紙市場早就進入飽和狀態了，哪裡還能容得下你？還是腳踏實地地好好埋頭工作吧！趕快抓緊時間存點錢起來才是正事。”

不只是莉莉，當聽說我想辦報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可是，和以前一樣，困難再多，我也不能停住腳步。不管別人說什麼，我都不會動搖。當初，我決定在歌舞伎町的街頭開始自己的“導遊”工作時，周圍的人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嗎？

想到什麼，我就必須付諸行動，這是我的性格。我向金融機構貸了一部分款。到秋葉原買了二手的電腦、彩色印刷機，還有一系列必需品，價格都是很廉價的。我又說服了一家中文報紙的主編辭職跟我一起幹，負責內容的編輯排版。再僱一名記者，加上我和莉莉，一共四個人，組成了最初的報社。而我的工作內容主要是拉廣告。不管怎樣，報紙看樣子是可以出版了。

其實，只要利用一下我在歌舞伎町這麼多年培養出來的人際關係，廣告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不想靠面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