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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凡是被拉進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個月，不會再有新客人來了，或者惹上麻煩了，便關門溜之大吉，過不久換個鋪面，重打鼓另開張。

然而，這些中國酒店和按摩店等的開張，使得歌舞伎町湧進了大量的華人，這是有目共睹的。他們要麼是簽證過期潛伏下來的留學生，要麼就是經過蛇頭運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們帶來了各式各樣的中國話，也帶來了複雜的背景和人際關係。從常理上講，人數越多，壞人出現的機率當然也就越大。更何況，他們來到的地方是本來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這裡本來就充滿了暴力和色情。

當時，在新宿、池袋這一類中國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國餐館、咖啡館裡往往都會有中國人在那裡海闊天空地談論犯罪。他們中有的是小偷們在商議下一步的行動，有的是專靠彈子賭博遊戲房作假賺錢的團伙在互相交換情報。他們以為日本人聽不懂中國話，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旁若無人地大聲商討犯罪計劃。

我有時能聽到閒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國人說著這樣的話：

“日本可真是個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國土，當小偷就等於已經成功了一半了！”

“騙日本人簡直比在中國騙一個小學生還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在池袋附近辦完事，肚子有點餓，抬腿隨便走進一家門面有些舊的中國餐館。

雖然已經到了晚飯時間，但看來店裡的生意並不好。除了比我先來的三個客人外，沒有別的客人。我一眼看見滿是油汙的牆上爬著一隻蟑螂，於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頭走出去另尋一家，卻聽見坐在最裡面那張桌子上的三人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大聲喧譁的年輕客人說的是上海話，好像談論的不是什麼好的勾當，我心裡一驚，便決定在這家店坐下用餐，且聽聽他們要做的事情，別到時候影響了自己的生意。

為了不引起他們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張桌子背對著他們坐下。向店裡那位無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務員用日語點了份燴麵，然後拿起一份當天的體育報，假裝看著。我雖是湖南人，但因為平日與開酒店的上海老闆娘接觸比較多，幾乎能聽懂上海話。

“不行！那兒有黑社會的把持著。”一個人嚷嚷道。

“黑社會有什麼好怕的？那幫傢伙平時又不會帶武器。”

“碰到警察怎麼辦？”

“怕警察還能掙到錢？遇到麻煩趕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沒有人認識我們。”

“不過，還是不想與黑社會有衝突，有沒有別的辦法？”

“你怎麼這麼包！真有什麼就揍一頓，日本的黑社會都是些沒用的東西。”

他們三個人好像在談一宗什麼“買賣”，無法明確知道到底是何種勾當，但大體上聽得出來，好像是準備從飲食店或酒吧一類的地方搶錢。我假裝不經意地瞟了他們一眼，從外表看不出異於常人，與普通的語言學校學生沒有什麼區別，衣著上一點不像是幹壞事的那種人。

可是，僅從外表是無法判斷人的好壞的。

後來成為歌舞伎町最大勢力的福建黑幫，他們當中不管是偷渡來的、犯罪潛逃的，還是老老實實的留學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著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這麼多年的東京街頭，最讓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著華麗時髦、大搖大擺招搖過市的黑幫分子，而恰恰是這些穿著落伍的汗衫加廉價運動鞋、儘量躲避眾人眼光、陰著臉自顧自走路的中國人。換句話說，我最害怕的就是這種福建幫。　相反，北京黑幫和東北黑幫卻與日本的黑社會有類似之處，打扮得非常招搖，他們倒比較容易從外表上區分出來，當然這也要因人而異。

後來，那三個上海人又開始大聲議論其他的事，我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