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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徹巴爾德，我們最後總是問一成不變的問題，總是侷限於相同的選項：要麼是這個，要麼是那個，要麼兩個都是……誰幹了這個？誰幹了那個？要麼是這個人，要麼是那個人……是誰襲擊了科斯閔斯基？一名證人聲稱逃走的人是金色頭髮，另一個證人說是深色的頭髮。到底是戈登·米勒爵士還是多納德·閏桑姆？或者兩個人都是兇手——如果我們假設兩個證人都沒有看錯。不行，這樣不行，這樣的邏輯會給我們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我們正面對著一張拼圖，似乎上面所有的小片都無法相吻合，隨著案情的發展，小片的數量在不斷地增長。就比如說那兩樁謀殺案——我應該說是‘疑似’謀殺案，因為我們現在仍然無法給它們定性。按照您的邏輯，在彼得·摩爾和斯坦利·科斯閔斯基的案子裡，兇手分別就是戈登·米勒爵士和多納德·閏桑姆。但是考慮到彼得·摩爾向我們敘述的故事，我們又會作出正相反的結論：我們的兩個嫌疑人在搞陰謀，他們的目標是讓對方受到懷疑。換句話說，每一個線索，每一份讓某一個人無法擺脫罪責的口供，用來指控‘他的’謀殺的證據都反過來成為了證明其無辜的附加證據。在某種程度上，這把調查工作的方向都翻轉了……”圖威斯特博士盯著前面迷霧濛濛的街道，又補充說，“儘管地平線上已經出現了一線曙光，阿徹巴爾德，我們必需承認：我們還是在泥潭中艱難行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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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納德·閏桑姆的客廳風格和戈登·米勒爵士的客廳風格正相反。演員的客廳完全是現代派的風格。他住在科爾遜街上一棟漂亮的房子裡，房子建造於維多利亞時代。當年建造這所房子的人絕對無法想象——甚至無法相信——一位演員的古怪風格給這座房子的內部裝潢所造成的影響。不過，目前坐在客廳裡的三個人都無心計較房子內部裝飾的問題。

阿徹巴爾德·赫斯特警官就像一輛碾壓機，無情地騷擾著房子的主人。

“……閏桑姆先生，我們再回憶一下。您無法證明二十三點左右——也就是斯坦利·科斯閔斯基被野蠻地襲擊時——您在什麼地方，而且他遭到襲擊的地點離古伊·威廉姆斯的房子只有兩步路。昨天晚上，我們已經向您解釋過了，我們非常懷疑科斯閔斯基先生參與了謀殺戴維德·柯亨的行動，而且您好像也牽扯其中。有人看到了襲擊科斯閔斯基的人。奇怪的是，證人向我們提供的描述非常符合您的特點：中等身材，金色頭髮，穿著黑色的外套……您昨天晚上穿的也是黑色的外套。”

阿徹巴爾德·赫斯特警官欠了欠身子，把雪茄的菸灰彈進了玻璃茶几上的菸灰缸裡面。然後他又說：

“不僅如此。上個星期三，有人來向我們告發，說您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會在近期實施一樁謀殺。您明白這意味著什麼——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把您送上法庭。”

演員把頭往後一靠，爽朗地笑了起來。他下意識地梳攏著金色的頭髮，然後把精緻的黑色天鵝絨便裝的兩襟交疊了起來。他的灰綠色眼睛裡閃爍著滿不在乎的光芒。

“警官先生，請允許我對您的指控保留意見。您死心塌地地相信那個誇張的決鬥故事……您的主要論據都建立在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上面，稍有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那個滿是胡言亂語的故事。您揪住這個奇談中一個小小的細節不放——我的朋友隨手拿起了一個用於裝飾客廳的小玩偶，您僅憑這一點就推斷說我們都和戴維德·柯亨遇害的案子有關係。至於科斯閔斯基遭到襲擊的案子……警官先生，我想問您一個問題：在倫敦有多少人的外貌特徵符合您的證人的描述？又有多少人在案發的時候沒有不在場證明？……您可以自己計算一下。我說，您能夠把肇事者稱為謀殺犯嗎？科斯閔斯基最後的遭遇真的能夠被稱為謀殺嗎？——他實際上死於車禍。要想進行指控就必須有正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