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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感到兩位年輕人功力非凡，才華超群，便立即致函胡適，滿懷敬佩之情地盛讚李、丁二人為&ldo;不多覯之材&rdo;，將來必有一番大作為，&ldo;望與校長一商，如能得兩君來吾校，則大佳矣&rdo;。後來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兩名重量級&ldo;海龜&rdo;教授。再後來，李、丁二人分別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長，名噪一時。

為時局所迫，向來不太喜歡談論政治的陶孟和也開始涉足政治，發表言論。1920年8月，陶孟和與胡適、蔣夢麟、王徵、張祖訓、李大釗、高一涵等七人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宣言說：&ldo;我們本來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rdo;因而，我們便產生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覺悟。如果沒有養成&ldo;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就不會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沒有肯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rdo;。胡適與丁文江相識，是由陶孟和介紹，從此丁成了胡適最好的朋友之一。1922年5月初，胡適在&ldo;丁大哥&rdo;的影響下，一改20年不談政治的主張，創辦了以談論政治為主的《努力周報》。《周報》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適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竭力倡導&ldo;好政府主義&rdo;。儘管此舉很快成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殘景舊夢，而自以為經驗豐富的丁文江受軍閥孫傳芳聘請，在上海弄權施術很快弄得灰頭土臉，落了個被國民黨通緝捉拿，甚至差點被當時留學歐洲的&ldo;大炮&rdo;傅斯年殺掉的結局，但這個行動本身並非毫無功績可言，至少應當看作是中國知識分子幹預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貴的努力。

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陶孟和發大慈悲，立大宏願，模仿英國費邊社成員的做法，積極主張開展社會各方面的調查，尤其是鄉村調查，對中國社會問題做出分析，提出見解，促使政府對症下藥，達到改良社會，推行科學與民主，改善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目的。陶孟和身體力行，親自參與調查並發表了《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情形》、《中國的人民的分析》、《貧窮與人口》等社會調查文章。在文章中，陶孟和除了呼喚&ldo;民主是一個高尚的理想……要設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們有資格能夠實行那個理想&rdo;，還一針見血地指出&ldo;中國的貧窮更是與人口的關係小，與政治及經濟的關係大&rdo;這一根本癥結。

1926年2月，一個美國社會宗教團體通知設在北京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願捐贈三年專款，委託該會辦理社會調查事業。中基會接受贈款，決定增設一個社會調查部，專門從事社會調查，準備聘請在學界聲名顯赫的陶孟和為調查部主任。陶接到聘請，極其痛快地辭去北大一切職務，全力投入到調查部的組建之中。很快，一個由研究人員和統計人員共8人組成的社會調查部正式對外掛牌，陶孟和以主任身份統領全域性，自此踏上了機遇與風險共存的生命征程。

中基會原是為管理美國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於1925年成立的一個行政管理機構。1924年5月，美國國會透過議案，決定將中國庚子賠款之餘額及利息約1200萬美元退還中國，分期支付。當時中外人士皆認為此款應作為發展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基金，而近代中國軍閥混戰，政局多變，為防政府官吏挪作軍費或政治活動費，特別組織了一個由中美兩國民間知名人士為主的基金董事會，共同管理和使用這筆巨額款項。董事會既決定資助的領域，投放的力度;又經營資本，購買有價證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慮到庚款餘額終有用罄之時，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