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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擺皇帝派頭，“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他的同鄉馬援奉隴西魄囂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況，以決定歸漢還是歸蜀，公孫述也是大擺禮儀。馬援當時即對其隨行者說：“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於是歸報魄囂說：“子陽（公孫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議魄囂歸附劉秀。史載公孫述“又立其兩子為王。群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惟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本來公孫述初起事時，“遠方士庶歸之者甚眾”川外那些失敗的豪傑也紛紛投奔公孫述，但公孫述的這種作派搞得他外則被群雄所孤立，內則為士庶所離心，所以劉秀在削平東方群雄之後，舉兵臨蜀，蜀便不能倖免於滅亡的命運。

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劉備本以匡扶漢室為號召，與漢室的關係是他的政治資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謀稱漢中王，臣下相諫，不惜尋隙殺之，割據之心，隱然可見。劉備死後，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興復漢室為號召，力圖擺脫偏霸局面；諸葛亮死後，姜維繼承諸葛亮的遺志，北伐中原，但以劉禪之昏庸，姜維最後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禍。

公孫述和劉備在歷代據蜀者中還算是較有作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說其他人了。據蜀者若安於割據，不思進取，則瞿塘雖險，畢竟岑彭、劉光義、湯和曾入其門戶，劍閣雖險，畢竟鍾會、鄧艾、邢巒、尉遲迥、郭崇韜、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險要，至於李勢、焦縱據蜀，東不過墊江，故桓溫、劉敬宣、朱齡石攻蜀時，入川之路暢行無阻。顧祖禹對此總結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其次，在四川的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之間的矛盾。四川的割據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作為一種外來勢力，與四川本土勢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內部的力量。

歷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長起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跟古代四川的民風也有一定的關係。據《漢書》地理志載，四川“民食稻魚，亡（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Ying佚，柔弱褊隘。未能篤通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隋書》地理志也記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風：“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綿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閒，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為奸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漢書》和《隋書》地理志的記載至少可以代表東漢和唐朝時期對四川民風的一種總結性描述，從這些描述中似可一窺蜀人不樂仕、不熱心政治的性格。

當然，蜀人不樂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關。宋人郭允蹈曾論及對蜀人的這種排抑政策：“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歷四代，鹹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焦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梁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也。”除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中原王朝尚能獎掖蜀人外（如西晉滅蜀之後為招徠吳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東南政權為確保上游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