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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夠要回什麼賠償並沒有抱太大希望，只是我們都覺得受到了無恥的愚弄。我們想要回一個說法。

每一位受害者經歷的生病過程都可以被寫成一篇“精彩”的“深度報導”，莫名其妙的發病、難以忍受的痛苦、長時間的誤診和最後的真相大白。每一位受害者都經歷生與死的考驗。

其中有幾位讓我印象尤其深刻，一位是前文提到過的劉文芳大姐，另一位是後遺症尤其嚴重的老孔。

老孔在上完庭後就急急忙忙趕回了友誼醫院，正是隆冬季節，北京最冷的時節，但是老孔身上面板的刺痛讓他難以忍受衣服的“刺激”，他必須回到醫院的病房，並脫掉自己的上衣。

這種無法忍受衣服（哪怕是最柔軟的質地）的“刺激”的症狀幾乎每一位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在發病時都曾經經歷過，老孔尤為嚴重，他右半身的周圍神經已經遭到嚴重破壞。

這種不僅僅是“尷尬”的生活狀態已經促使他徵詢醫生的意見為他做“神經阻斷”手術，他寧願自己半邊身體的神經永遠失去感覺，也不能忍受這夜以繼日如萬蟲啃噬的莫名痛苦。

因為部分蟲子進入腦部，蟲子的排洩物和蟲屍在老孔右眼視神經的位置形成了一個肉芽腫，老孔的右眼出現“視野缺損”，他的右眼視野不斷在縮小，醫生告知他，他的右眼有永久失明之虞。即使體內的蟲子已經被“腸蟲清”殺死，蟲子在體內的“自由遊走”已經造成了受害者們身體永久的損害。

老孔說：“蜀國演義把咱們當成討小錢兒的人了。”他自己經營的建材公司就在蜀國演義餐廳黃寺分店的樓上，蜀國演義餐廳曾幾乎是他宴請客戶的“飯堂”，到如今這個曾經無數次光顧蜀國演義的“上帝”被無情地拋棄了，蜀國演義同樣以種種理由拒絕老孔的索賠。

事實上老孔對於在中國的現行法律範圍中最終能夠取得多少賠償金額非常清楚，他在意的不是那根本無濟於事的賠償金，他更希望媒體能夠公正地報導受害者們身受的實際痛苦，以及哪裡有醫生可以祛除我們身上難以言喻的病痛。

他一再詢問我，廣州的醫生是否有更好的經驗醫治這個病的“後遺症狀”，作為同病相憐的病友，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他：其實廣州的醫生和北京的醫生一樣，長期誤診之後對患者神經的嚴重損害，從目前醫生們所掌握的現代醫學知識和手段來看，不管哪裡的醫生都已經對我們的後遺症“回天乏術”了。

30。誰　能　告　訴　公　眾　真　相？（2）

開庭後的當天，我去友誼醫院看望老孔，他在病房拿出腦部和視神經受損的CT片子給我看。旁邊座位上的是紀愛萍大夫。右半身面板的嚴重觸覺異常使得老孔不得不如此“坦露”自己。

以北京市衛生局這個衛生權威機構為首的首都衛生行政部門在新聞媒體上一再發出“患者們身體依然存在的症狀均屬於該疾病癒後恢復過程中的遺留症狀，公眾不必擔心、恐慌。”的安民告示。然而前來法庭聲援我的所有受害者們無一不留下程度不一的後遺症，每個人覆診時醫生均無法告知康復的時間表。但我們卻不斷在報紙上看到“專家”們對此病預後表示“樂觀”的“專家意見”。

邱寶昌更是在法庭上多次提到北京市衛生局的“權威性”，意圖說明“凡是不在北京市衛生局名單內的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就和蜀國演義無關。”

這一切讓我們覺得邱寶昌不但是蜀國演義的辯護律師，似乎也代表了涉嫌“行政作為方面”存在嚴重失職行為的北京市衛生局的利益。

當天在法庭採訪的《北京商報》記者者婧報導了法庭上的一些情形，她比較客觀地記錄了法庭上有“公益律師”之稱的邱寶昌坐在了蜀國演義的律師席上並一反其“為消費者維權之常態”：

對於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