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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的歌裡,我們對自己的情形作了某種暗示,儘管我們不可能詳細的說明自己的處境。這是肯尼和利昂為我們精心選擇的歌曲,“如果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將有一個家,那樣的時光將會多麼美好,我們真是相見恨晚。”我們仍用了飛舞飄揚的綵帶作陪襯,就像我們演唱《背後捅刀子的人》時一樣,“傑克遜家族樂隊”的風格雖然尚未完全形成,但這時已經初露端倪。
甘布林和赫夫已經為我們的另一本專輯寫好了足夠的歌曲,但根據我們的經驗,在他們竭盡全力工作的同時,我們正逐漸失去我們自己。我們為能加入費城的這個大家庭而感到榮幸,但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這些。我們決定要去做這麼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想做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又回到我們在恩西諾的錄音室,又一次像一家人一樣一起工作的原因所在。
我們在Epic公司錄製的第二本專輯《採風》(Going Places)與第一張不同,其中含義深刻的歌曲要更多些,而適於跳舞的歌曲少了。我們覺得用音樂來推動和平事業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但這個集子又重蹈了過去歐傑伊樂隊的《愛之訓練》(Love Train)覆轍,並沒有體現出我們自己的風格。
在《風采》中沒有特別成功的流行歌曲,這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這使得《不同的女性》(Different Kind of Lady)這首歌顯得尤為突出。這首歌在第一面的中間,前後有甘布林和赫夫的歌夾著,它就像一團火焰一樣,格外奪目。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和老朋友鮑比·泰勒一起製作唱片樣本時,我們就在尋覓這種感覺。肯尼和利昂完成了最後一道工序——為蛋糕裹上一層糖衣,但烤焙工作是要由我們自己來完成的。
《採風》上市以後,爸爸讓我陪他去見羅恩·亞歷克森伯格。是羅恩把我們介紹給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他的確很信任我們。我們想讓他相信,我們現在正準備自己創作自己的音樂。我們感覺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已經知道我們的能力了,所以,我們索性開門見山,告訴他我們一直想讓鮑比·泰勒和我們一起工作。鮑比這些年來一直和我們很接近,我們一直認為,他會成為我們的好製作者,而Epic公司則主張由甘布林和赫夫主持這項工作,因為他們有過顯赫的成績。但是,也許他們不是好騎手,也許我們不是適於他們騎乘的馬,因為儘管我們幹得不錯,但我們唱片的銷售量降了下來。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恪守職業道德。
亞歷克森伯格先生當然和不少演員打過交道,但是,在我們相互講訴自己的身世的時候,我確認,在他那些商界的朋友之中;從我們的角度看,他只算得上個打了折扣的音樂家。在音樂的商業方面,我跟爸爸總是步調一致的,創作音樂的人和賣唱片的人並不是天敵。我像一個古典音樂家一樣關心自己所做的事,是希望自己能贏得最廣泛的觀眾,而製作、出版唱片的人關心他們的歌手,是希望唱片能獲得最大銷售量。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會的會議室裡共進午餐的時候,我們告訴亞歷克森伯格先生,Epic公司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但我們還是無法滿足,我們覺得我們能做得更好,我們有資格這麼說。
當我們離開那座名叫“黑色岩石”的摩天大樓時,我和爸爸都沒怎麼說話。回旅館的一路上,我們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一直很沉默。需要說的都已經說了,無需贅言,我們的整個生活已經被捲入那簡單而嚴峻的抗爭中,儘管這種抗爭是文明的,是光明磊落的。幾年後,當羅恩·亞歷克森伯格記起那一天來時,可能會發出感慨的微笑吧。
參加那次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公司總部的會談時,我只有十九歲。十九歲的我就挑起了如此沉重的擔子。在商業問題上,在決定一些創作問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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