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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評論》連環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戰鬥力極強的雜感，如魯迅的《我之節烈觀》，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李大釗的《新的！舊的！》，劉半農的《作揖主義》等。這些雜感彷彿武俠小說中的“分筋錯骨手”，進一步撕裂著舊世界的鐵幕，進一步鼓動著新世界的狂飆。 小說界的動作也非常快。還在新文學小說的奠基作《狂人日記》問世之前兩個月的1918年3月，胡適就在北京大學作了一篇《論短篇小說》的演講。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的演講。若從時間上看，1917年的6月，陳衡哲在《留美學生季報》的新4卷夏季2號上發表的《一日》，目前被認為是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但這篇小說對於當時的國內文壇並無較大影響，作品本身也淺白直露，倘一味強調其“白話”價值，則恐怕上溯起來，在此之前，白話作品多矣。 1919年，是“問題小說”之年。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痛苦》，冰心的《誰之罪》，題目就是帶著問號的。剛爬出礦井的工人，不容易辨清方向；剛撕開鐵幕的鬥士，則滿眼都是疑惑。這些在今天看去顯得十分幼稚的作品，在當時卻令中國人開始明白什麼叫做“問題”。中國人開始思考“人為什麼活著”，“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是什麼”，“人性是什麼”，“愛情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國家是什麼”等以前幾乎根本不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有沒有答案是無關緊要的，但有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才算是跨進了“現代”的大門。 從1915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所引發的一場大規模的思想啟蒙和文化革新運動。它使中華民族克服了這場危機，倡導並確立了20世紀中華民族新的語言方式、思維模式和文化結構，使這個古老的文明得以完成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變，創造出一個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能與世界先進國家平等對話的新中華文明。以往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更多地強調它為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文化背景，為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先進的文化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建造了輿論陣地和生存環境，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中國共產黨和整個現代中國的建設事業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這些固然都是正確的，但對於20世紀以後整個中國的發展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更廣泛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新的文明誕生之前的一場“狂飆”。既然是狂飆，則難免有一些偏激的言論，有一些不夠成熟、脫離實際的書生之見，例如吳稚暉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錢玄同把駢體文稱為“選學妖孽”，將桐城派稱為“桐城謬種”，傅思年說傳統戲曲“毫無美學價值”等，但這些都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有所校正，只要換一換角度，任何言論都可被看出它的“偏激”來。對“五四”不妨有“反思”，但如果只是以“偏激”為罪名，那恐怕不是批評，而是讚美了。 孔夫子曾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當時的變革圖強，我們都要變成披頭散髮的野人了。“五四”狂飆過後，打掃出一片開闊的搏擊場。要知場上誰主沉浮，則須看1921年的風吼雷鳴了。 （本文為百年文學總系之《誰主沉浮》的開篇）&nbsp&nbsp

公主的愛情

天下將有大變，身居深宮，不如遠涉江湖，你要記得我這句話。——《碧血劍》第十八回 《碧血劍》的主人公袁承志刺殺大清皇帝未果，卻遇到了對他一見鍾情的公主阿九。袁承志想到闖王即將進京，兵荒馬亂之際，皇宮特別危險，所以暗示這位可愛的公主出宮避禍。哪知阿九深情款款，會錯了他的意思，低頭柔聲道：“不錯，我寧願隨你在江湖上四處為家，遠勝在宮裡享福。你下次來時，咱們……咱們仔細商量吧！” 公主，是一個何其美好的稱呼。正如男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