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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洋務運動搞了幾十年，中國還是一次接一次地戰敗。圓明園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殺的哀號和叫罵中，不平等條約像雪片一樣地堆積起來。義和團運動幾乎把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抬了出來，從孔子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來濟世；從陰陽五行八卦，到畫符唸咒作法；從桃園三結義，到唐僧四師徒。集合了姜太公、諸葛亮、趙子龍、岳飛、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濟公、武松、黃天霸、秦瓊、楊家將、觀音菩薩直到玉皇大帝這樣一支強大得無以復加的隊伍。結果，還是一敗塗地。 這便使20世紀初年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對於我們所珍愛的文化傳統，必須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和變革了。魯迅說： “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這一本來並不深奧的道理，中國人直到今天也並不明白。能夠懷著“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經算是開明之士了。於是，大多數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實，就在“五四”前後，統治中國人大腦的，還是綱常名教和鬼狐報應。辛亥革命驅逐了滿族的皇帝，但並未觸及中國人大腦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凱要稱帝，1917年張勳要復辟，這些“壯舉”並非是毫無民意基礎的純鬧劇。擁護帝制的壯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經被視為激進黨的康有為，此時卻大力宣傳要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們對心中的皇帝的依賴變得更急迫、更虔誠了。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說：“腐舊思想佈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針對各地興起的祭孔讀經熱潮，“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鋒芒批判了這股逆流。最早反對把孔子學說定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議》，隨後更多的人投入進來。 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說裡，描寫過“五四”時期閉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觀。就在此時的四川，卻產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鋒，他的名字叫吳虞。 吳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6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成都任教。《新青年》最初發行到成都時，只有5份，吳虞和他的學生各買了1份。 吳虞深深地為《新青年》所吸引，積極投身這場文化變革。他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辨孟子闢楊墨之非》、《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吃人與禮教》等文章，對封建舊文化舊禮教進行嚴厲的批判。他說： 二十四史，徒為帝王之家譜，官吏之行述，陳陳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恢張君權，崇闡儒教；於人民權利之得失，社會文化之消長，概非所問。歷史即為朝廷所專有，於是舍朝廷之事，別無可記。 嗚呼！孔孟之道在六經，六經之精華在滿清律例，而滿清律例則歐美人所稱為代表中國尊卑貴賤階級制度之野蠻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專制，曰教主之專制。君主之專制，鈐束人之言論；教主之專制，禁錮人之思想。君主之專制，極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漢武帝之罷黜百家；教主之專制，極於孔子之誅少正卯，孟子之拒楊墨。 吳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與專制的關係，特別對封建統治者借作護命符的孔子學說進行了勇敢的質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聖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適稱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的“南陳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他發表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鄉愿與大盜》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儒家“三綱”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是“專制政治之靈魂”。但同時李大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