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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資源那一年，分配到這個小縣的大學生多達六十幾人，大多是從廣西本地的大學畢業的，但也有好幾人來自全國名牌學校，其中北大二人，復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這些學生絕大多數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當中小學教師，也有當公社的專職共青團幹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縣革委會政工組工作，機關恢復舊名後，擔任縣委宣傳部幹事。在當時，這使我的虛榮心得到了相當的滿足。我這樣一個年輕的書生在縣裡出現，又安排在縣府工作，大約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時間，差不多半個縣城的人都認識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認識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小小的春風得意只是假象，我的秉性使我完全不適合於在縣機關工作。一個簡單的事實是，雖然我在宣傳部工作，但始終入不了黨，四年後便被調到位於一個公社的縣黨校去做教員了。與此同時，若干分配在公社的學生則入黨提幹，有一位當上了組織部副部長，另一位頂替我做了宣傳部理論幹事。當然，我很快看清了這種情形的必然性，也就不在乎了。

在縣裡工作，下鄉是經常的事。我喜歡下鄉，一開始是覺得新鮮，後來是為了遠離縣機關的瑣碎是非，圖個清靜。第一次下鄉，是去最偏遠貧困的兩水公社，當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兩水是苗鄉，景色很美，兩條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連結起來。溪上這裡那裡築有橋亭，是當地一大特色。顧名思義，橋亭既是橋，又是亭，木結構，瓦頂，兩邊木欄杆內側有兩排長凳，村民們出工前在那裡集合，夏夜在那裡乘涼。民風十分淳樸，多數婦女兒童沒有出過鄉，以至於我這個臉上架著兩片玻璃的人幾乎被當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裡行走，迎面走來三個小孩，最小的那個立即轉過頭去，把臉緊貼山坡，另外兩個恐懼地瞪著我，握著小拳頭，如臨大敵。我怕嚇著他們，便裝著沒有看見他們，微笑著走了過去。還有一回，幾個戴大耳環的苗家姑娘走來，經過我的身旁時，突然一齊尖聲大笑，撒腿就跑。

從我這方面說，開始時我同樣不適應村民的生活習慣，不免顯得狼狽。我住在一個多子女的貧窮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見主婦把一些螞蚱放在盆裡，用開水浸泡，然後倒進鍋裡，便好奇地問：“螞蚱還能餵豬？”她沒有回答。晚飯時，桌上有一碗幹炒的螞蚱，我才恍然大悟，後悔自己失言。還有一次午飯時，我到廚房添飯，鍋蓋半開著，露出一隻小貓的下半截，我趕緊把它拖了出來。開啟鍋蓋，我不由得朝後退，另一隻小貓正蹲在裡面從容地吃著飯。怎麼辦呢？我猶豫了一陣，還是硬著頭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沒有聲張。這個家庭真的很苦，幾根辣椒放在灶膛裡烤一烤，然後搗碎，撒一把鹽，就是下飯的菜了，基本上頓頓如此。不過，我始終很愉快，相處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歡我。尤其是那個十九歲的女兒，每見到我就特別高興，總是甜甜的笑臉，還興致勃勃地教我講苗話。我在這一家住了一個月，臨別時，男主人拉著我的手，眼圈紅了，喃喃說：“對不起……”我知道他是為他家的窮內疚，便趕緊不讓他說下去。我正奇怪沒有看見那個女兒，她出現了，塞給我一包剛炒好的熱花生。她天天穿著補丁衣，現在特意換了一件新衣服為我送行，並且因為我的離去而悶悶不樂。我心中十分感動，但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來。

後來我下鄉就很多了，走了全縣七個鄉的許多村莊。南方多雨，經常的情景是，我頭戴一頂斗笠，腳穿草鞋，在山間小路上踽踽獨行。山區地廣人稀，村落之間往往相距很遠，有時去某地開會，要走大半天。我還曾經在一個生產隊蹲點，住了整整一年。那個隊離縣城倒不遠，我和農民一起到城裡的公共廁所起大糞，挑回村裡作肥料，並不覺得難堪。縣裡多數幹部下鄉下油了，一般不參加勞動，我畢竟是學生，並且有強烈的改造意識，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