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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買了雙鞋。”

“為什麼？”

“因為我在別墅外面等的時候剛好在下雨，鞋子溼透了。”

“你當時已經慌了神，不敢報警，而且急著逃離蘇黎世，但是為了不讓自己溼著腳走路，你就特意抽出時間買了一雙新鞋？”

“是的。”

他靠在椅背上，敲了敲身後的門。門開了，外面的人遞進來一個證物袋，裡面裝著加百列的舊鞋。

“我們在火車總站的廁所裡找到了這雙鞋，它被人扔進了垃圾桶。我懷疑這是你的鞋，而且我懷疑我們在別墅門廳和走道上發現的腳印就是這雙鞋留下的。”

“我跟你說了我進過別墅。就算腳印是這雙鞋留下的，也證明不了什麼。”

“這雙鞋看起來質量很不錯啊，就這麼扔進火車站廁所的垃圾桶裡好像有點可惜，而且我覺得，它們也不是太溼啊，”他抬起頭，看著加百列笑了笑，“不過我也聽說，那些容易慌神的人對自己腳也特別敏感。”

貝爾走了三個小時又回來了。這一次，他不是一個人。顯然，新來的這個人官職更高，而且他看起來不像是蘇黎世兇案組的普通探員。加百列可以從一些小細節中看出這一點。貝爾對這個人畢恭畢敬，彬彬有禮地把他讓到審訊桌前坐下，自己則立正站定，主動退到了他身後一個不顯眼的位置。

來人自稱彼得森，他只報了自己的姓氏，沒有報名字，也沒有報職銜。他穿著筆挺的炭灰色西裝，打著銀行家常打的那種領帶，頭髮幾乎花白，剪得很短，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靈活得像個鋼琴師，左手腕上戴著一塊厚厚的銀表。這塊表當然是瑞士生產的，面盤呈深藍色，可以承受超高壓。彼得森雙眼呆滯、表情漠然地打量了加百列一陣子，臉上有種熟知機密、深諳內情的人士特有的倨傲。

“別墅兩道門的密碼，”他和貝爾一樣，都跟加百列說英語，只不過他幾乎一點口音也沒有，“你把它們寫到哪兒了！”

“我沒把它們寫下來。我跟貝爾軍士長說過了——”

“我知道你跟貝爾軍士長說過了，”他呆滯的雙眼突然有了生氣，“但你現在是在跟我說話，我問你把它們寫在哪兒了？”

“我打電話給倫敦的伊舍伍德先生，他把密碼報給我了，然後我就用這兩個密碼開啟了別墅的安全門和正門。”

“你把密碼記在腦子裡了？”

“是的。”

“那你現在報給我。”

加百列冷靜地把密碼背了出來。彼得森看了看貝爾，後者點點頭。

“你的記憶力真好，德爾韋基奧先生。”這一次，他說的是德語。加百列茫然地看著他，彷彿聽不懂德語。彼得森說回了英語。

“你不會說德語嗎，德爾韋基奧先生？”

“不會。”

“可是那個從火車總站把你送到別墅的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們，你德語說得很流利啊。”

“會幾個德語單詞跟會說德語完全是兩碼事。”

“司機說你告訴他地址時，德語說得很流利，很自信，而且帶有柏林口音。跟我說說吧，德爾韋基奧先生，你講德語怎麼會有柏林口音？”

“我跟你說過了，我不會說德語，只會幾個德語單詞。我以前為了修復一幅畫，在柏林待過幾周。估計我的口音就是在那時候學來的吧。”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大概四年前吧。”

“已經有四年了？”

“是的。”

“什麼畫？”

“你說什麼？”

“你在柏林修復的那幅畫。作者是誰？那幅畫叫什麼名字？”

“這是商業機密，我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