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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你是義大利人，卻住在英格蘭？”

“這又不犯法，前面那位長官也沒說什麼啊。”

“我沒說它犯法，不過這很有趣。你在英格蘭納瓦斯港做什麼？”

“我跟前面三位長官說過了。”

“嗯，這我知道。”

“我是個藝術品修復師。”

“你怎麼跑到蘇黎世來了？”

“有人僱我清潔一幅畫。”

“在蘇黎世山的那座別墅？”

“是的。”

“誰僱你清潔這幅畫的？‘清潔’是你剛剛用的詞嗎？感覺怪怪的，一般人會說清潔地板、清潔車子什麼的，但不會有人說清潔繪畫。這是你們那一行的術語嗎？”

“是的。”加百列說。審訊官見他沒解釋下去，似乎有些失望。

“誰僱你來的？”

“不知道。”

“你怎麼能不知道？”

“他們沒跟我說過。這次任務是由蘇黎世的一位律師和倫敦的一位藝術品交易商安排的。”

“啊，對，朱利葉斯·伊舍伍德。”

“不是朱利葉斯，是朱利安。”

審訊員對文書工作有著德國式的嚴謹，他大動干戈擦掉了刺眼的錯誤單詞，小心翼翼地用鉛筆在上面做了更正。等他完成了這項工作，便抬起頭來，一副大功告成的樣子，彷彿在等待掌聲。“你繼續。”

“他們只說了讓我去別墅，到時自然會有人來接。”

“誰來接？”

“沒說。”

伊舍伍德的傳真就在那本卷宗裡。審訊員趕緊戴上一副半月形眼鏡，拿起傳真放到燈光下仔細檢視。他一邊看，一邊默唸，嘴巴微微動著。“你什麼時候到的蘇黎世？”

“你那裡有我車票的存根，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到的。”

審訊員皺了皺眉，他不喜歡嫌犯指出他知道或不知道什麼。

“你到站後去了哪兒？”

“直接去了別墅。”

“沒先去旅館？”

“沒，當時還不知道給我安排了什麼旅館。”

“你打算住哪？”

“你看了別墅主人留給我的那張紙條就知道了，住的地方已經安排好了，就在多爾德大酒店。”

貝爾似乎看漏了這個資訊，他沒管這次失誤，繼續問他的問題。

“你是怎麼從火車總站去別墅的？”

“打車。”

“車費多少？”

“十五法郎左右。”

“什麼時候到的別墅？”

“九點過二分，”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精確？”

“你看看朱利安·伊舍伍德給我的那份傳真，上面說要在九點鐘準時到達別墅。我一向沒有遲到的習慣，貝爾軍士長。”

軍士長讚許地笑了笑，他自己也是個雷厲風行的人，他欣賞那些嚴格守時、注重細節的人，即便對方是兇案嫌疑人。

“到了別墅之後呢？”

“我打了安全門邊的電話，沒人接，然後我就給倫敦的伊舍伍德先生打了個電話。他說我要見的那個人被臨時叫出城了。”

“這是他的原話？‘被臨時叫出城了’？”

“差不多。”

“然後這位伊舍伍德先生給了你密碼？”

“是的。”

“密碼是誰給他的？”

“我不知道，估計是別墅主人的律師吧。”

“你把密碼寫下來了沒有？”

“沒。”

“幹嗎不寫下來？”

“沒必要。”

“怎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