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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決定每年選派各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歐美各國留學，本年選派劉復、朱家驊、鄧萃英、楊蔭榆等7人，於8月14日由滬乘船赴美，此舉乃中國教育界教授留學之始。同船的還有李濟、葉企孫、徐志摩等初出茅廬的留學生若干名。

朱家驊抵美後不久即轉赴瑞士，後再赴德國柏林大學與工科大學深造，1924年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仍任北大前職。1925年因參加北京學生聲援&ldo;五卅&rdo;愛國運動，又參加國民黨的翠花衚衕派(與右派有所區別)，遭北洋政府通緝。眼望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性命堪憂，朱家驊先是躲進東交民巷附近的六國飯店，後來設法化裝打扮，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秘密潛逃出京，回到原籍隱居起來，但暗中仍與外界保持密切聯絡。數月後，張靜江、戴季陶等在廣東參與國民黨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驊前去任事。此時蔣介石正以戴季陶為主要幕僚，並視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見朱應邀前來，積極拉攏，並竭力為朱家驊步入仕途鋪路搭橋。1926年7月，孫中山創立的廣東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山大學，以示對這位民國建立人的紀念。更名後的中山大學被國民黨所操控，並從10月起實行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嘗到甜頭的蔣介石深知辦學之重要，親自任命戴季陶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朱家驊藉機入主中山大學，與徐謙、丁惟汾共同擔任校務委員之職。因其他幾人都在校外擔任重要職務，由朱家驊代理校務，主持日常工作，自此正式踏上了風險與機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自1931年起，朱家驊先後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交通部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浙江省主席等職。如今朱家驊正身居國民黨權力中樞的中央常委、組織部部長高位，主管黨務，並藉機大量安置親信，在各大學設立黨部，培植個人勢力，可謂位高權重，聲威赫赫。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學者看來，翁文灝、王世傑、朱家驊等三人均是位高權重的黨國大員，可謂高官厚祿，前程似錦，實在沒必要再來爭搶這個清水衙門的總管。但翁、王、朱等三人卻另有算盤可打。一個顯然的情結是，國民黨部長大員的高位可以方便撈錢獲利，但並不被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長不能大肆撈錢弄權，卻可以賺取清廉高雅的名聲。特別是作為學者從政的一族，骨子裡或多或少殘存著讀書人情結，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大賢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土鱉、老粗或滿腿泥水兼菸袋油子味的軍閥面目出現。面對這個學術最高研究機關的掌門人職位，幾位儒生出身的高官自然不能不為之心動。按他們的想法，只要能坐上這把盟主的交椅，便可威震儒林，名動朝野，達到魚肉與熊掌兼得、名利雙收之奇效。--於是，一場明爭暗鬥的大角逐在警報聲聲的霧都重慶拉開了序幕。

行都燈火春寒夕

1927年，傅斯年與胞弟傅斯嚴(中)、同學好友何思源(右)於廣州中山大學合影

當眾評議員從全國各地抵達重慶，即將進入正式選舉程式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秘書(按：相當於後來的秘書長)的翁文灝，突於1940年3月16日接到一封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陳佈雷給他的信函，內稱蔣委員長&ldo;盼以顧孟餘為中研院院長&rdo;。第二天，翁文灝、王世傑、朱家驊在與傅斯年、李四光等幾位中研院各所掌門人會面時，轉達了陳佈雷信中的內容。眾人一聽，&ldo;頗表憤慨&rdo;。向來有&ldo;大炮&rdo;之稱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當場發作，但又感到此乃&ldo;介公下的條子&rdo;，而顧孟餘又是前輩學人，同時也是自己當年在北大讀書時的師輩人物與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