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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起義訊息的加米涅夫，最早在黨內提出了反對使全俄契卡權力過大的激烈批評。他認為，儘管當前處於革命以來的最嚴俊的關頭，但是建立全俄契卡這樣一個有著特殊權力的特別機構和組織體系，必然會導致布林什維克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且會進一步發展成為“表現在這一特別領域中的獨裁行為”。為此，加米涅夫多次在有關場合對全俄契卡的工作方式和權力範圍提出質疑和反對意見。1918年11月，他在全俄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一項由他組織擬定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草案。在這個決議草案中，加米涅夫明確地提出取消全俄契卡組織和機構的要求，而建議在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只設革命法庭，將全俄契卡的所有職能和權力全部合併到革命法庭之中。同時，為了防止革命法庭的權力過於膨脹，他建議在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再設立一個特別的工作委員會或小組，用來監督和領導法庭的工作。

另一個積極反對建立和加強全俄契卡組織的人物，是全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第一任司法人民委員施坦因貝格。信奉自由民主主義的左翼社會民主黨人施坦因貝格是一個推崇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的理想主義者，他堅信，在一個新政權建立的最初時期，必須全力保障社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實行，任何凌駕於法律和執法機構之上的組織及其行為無疑都是對新生革命政權的法律地位和執法威信的動搖。在內外敵人夾攻的嚴重時刻，最有效的手段應該是、也只能是加強立法和執法的力度，使蘇維埃革命政權的國家機器儘快有效地、正常地運轉起來，除此之外的其他應急手段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從這樣的立場出發，應努力健全蘇維埃革命政權的各項立法制度。同時，施坦因貝格主張積極促進新政府的各個部門和所有工作人員學會運用法律、規章從事各自的本職工作以及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係。

很顯然，全俄契卡的建立及其組織和工作許可權的不斷擴大使施坦因貝格十分不滿，因而他在為全俄蘇維埃司法人民委員會起草的許多檔案中，都有意識地要對契卡組織的權力和活動加以限制。並且，在一切可能的場合，他都要與列寧、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有關的全俄蘇維埃中央最高領導人們據理力爭，反覆陳述和強調自己的觀點，絲毫不留情面地批評革命領袖們對全俄契卡這樣一個非常時期的秘密警察組織的許多超出其工作許可權範圍的行動的默許和支援。同時，施坦因貝格也充分地運用他手中的權力，儘可能地限制和約束全俄契卡在與內部和外部敵人鬥爭中的“不得體的行動”。並且強調，一些全俄契卡經手的重要案件在其偵察、審理和判決過程中，必須經過全俄蘇維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員會乃至全俄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討論，在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處理意見之後，契卡才能按照這些有關的決議去執行，然後再把他們經手的案件交給革命法庭去作最後的審理和判決。而沒有經過以上這些程式的做法，不管契卡組織和他的領導人能夠拿出什麼樣的充分理由，在施坦因貝格和全俄蘇維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員會的眼裡，都是屬於非法或者越權的行為。為此，施坦因貝格多次簽署命令，下令釋放契卡手中的一些他認為“不符合司法程式”的被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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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劍出鞘：一張影響蘇俄歷史的便箋（5）

在這樣一個充滿內部壓力的環境中，全俄契卡開展的工作自然是十分困難的。為了使契卡組織能夠不受各種繁瑣法律和規章制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