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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績為290分，最高分為340分，平均每門課85分。“這就是說，經過政審和體檢，如果德育、體育條件相同，文化考試成績仍是擇優錄取的重要依據。”〔62〕

《中國新三級學人》的作者鍾巖採訪了時任北京市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考務組組長的利峰，談了北京市當年的錄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說是個劃時代的觀念，不論出身、年齡、地位，只看分數。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就是從這兒邁出了不大卻很關鍵的一步。當時錄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絕了“後門”了嗎？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說：真沒有人“走後門”，夠分才能上學，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是考務組長，黨的幹部，1945年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畢業後就在北平黨的城市工作部的領導下參加革命鬥爭，邪的歪的我不會，就是市委領導發話，說得對我執行，說得不對我也敢頂。這種想法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堅持原則，堅持規則，各所大學的招生工作人員都這樣互相感染，互相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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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高考（3）

鍾巖問道：聽說前黨中央總書記的兒子因為分數不夠也沒有被錄取？

利峰說：確有此事。另外，當時剛卸任的北京市市長的女兒只差幾分，1977年沒錄取，1978年再考，才進了一所醫學院。有人提過幾句，是不是照顧一下？但是那位領導以及秘書　沒有提。我們多數人認為他們這種做法是對的，不論當官還是當老百姓，待遇應該是一樣的。我可以告訴你，那時候的人很自覺，沒有人遞條子，有問題頂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像賀龍、朱德等同志的後代，也要參加考試夠分才能入學，分數不夠除非國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總共就照顧了四個人。“依靠自己的奮鬥站起來”，成為當時很流行的一種價值觀念。譬如，劉少奇當時還沒有平反，但他的四個子女都在同一年裡考上了大學，其中一個女兒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聽說在###的年月裡，即使教室裡只剩下一個人，她也還是堅持讀書，所以她得到了報償。有個老同志兩個孩子也考得很好，當時我們還做了許多工作，反對把父親的問題算到子女身上。同時，對那些夠了分數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們也排除阻力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願望。比如，有個考生的母親天天來招生辦坐著，就因為孩子的父親是右派而不能錄取，這位母親說：“我們當右派受挫折都沒有像兒子夠分數而不錄取這麼難過！”還有一個孩子得了小兒麻痺症，還有的學校不願招女生。怎麼辦？我們就去找白介夫副市長，為這些孩子呼籲。白介夫親自召開市屬院校會議，要求錄取！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馬上向各校送檔案。

鍾巖說，人們都清楚，當時是百廢待興，高考制度還不完善，可是全社會都洋溢著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氣，人們太痛恨封建的血統論和特權思想了，因此自發地追求平等。

利峰表示贊同，她說，一方面我們這個單位沒說，就是我們自身也不例外，我的女兒當時沒考上大學，後來是憑自身的努力，自學拿到文憑的。從另一方面看，77級的考生素質真是好，根本沒有人“走後門”、託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績，讓人沒話說。〔63〕

###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說，各級招生委員會，按照新的招生辦法，嚴格地進行了統一考試，並根據錄取新生的最低分數線進行初選，提出了參加政審、體檢的名單。他舉了浙江省的例子，說這個省的群眾反映本次政審、體檢名單有兩個硬碰硬：一是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幹部子女選上是硬碰硬，沒有選上也不搞特殊化。嘉興地區有些領導幹部和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