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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地方上的財政收入越多，地方官的成績也就越大。至於民間有沒有冤枉，他們是不管的。宋代考核地方官居然提出了這樣的要求：“獄訟無冤，催科不擾，為治世之最”。也就是說：地方官要能為民伸冤，最好不出冤案；就是出了，也能及時解決。增收賦稅要不擾民，錢當然是要的，不過要錢也該要得文明一點，不能惡打惡要，傷了老百姓的心。

家天下的專制王朝在一般情況下還是要嚴懲貪汙。例如漢武帝規定，對貪贓枉法的官吏處死後，一律陳屍示眾。他的小舅子也因為貪贓被處死。唐太宗於公元634年下大赦令，連已判死刑的重犯都可赦免，但是特別宣告，貪贓枉法者一律不赦。宋太祖在位16年，兩次頒佈大赦令，都規定貪贓枉法者不赦。為什麼連判死刑的重犯都可以赦免，惟獨不赦貪官，他們也自有一番道理。因為老百姓每每迫於飢寒而為盜賊，但是貪官都享有俸祿，絕對沒有一個是迫於飢寒才當貪官的，為什麼要赦你！每一個皇帝都懂得，貪官一方面盜竊了國家的財產，另一方面又“官逼民反”，把老百姓逼到造反那條路上去，造成天下大亂。嚴懲貪官，既保護了皇家的利益，得到一大筆收入，又贏得了民心，得到老百姓的擁護，一舉兩得，何樂不為！

既然給你十分優厚的待遇，當然就更有理由要求你奉公守法，不得貪汙。宋代對大貪官絕對嚴懲，在《宋史》一些傳記中間，隔三岔五地會出現“坐贓棄市”、“坐贓杖死”、“杖斃之”等等記載，使人觸目驚心。即使是小貪，受了處分之後還要記錄在案，每次調動，都要把罪行交代一次。退休後的待遇也要低人一等，該給子弟的蔭庇也就沒有了，讓貪官在晚輩面前丟臉。一個人一次犯貪汙，終身受歧視，因此，大家相戒不敢隨便伸手。影響所及，有些家族也定出家規，凡是有過貪汙行為的人，死後不許葬入本族墳山，永作孤魂野鬼！宋代這些反貪良法，值得萬世效法。

不過，光有反貪良法還是不行，因為“徒法不能以自行”，還得找有魄力的大清官去執行。但是要找真正的清官，卻不那麼容易，因為清官難當，要能管得住貪汙腐敗現象的大清官就更難當。他必須鐵面無私，秉公執法，不講情面，不怕報復，敢於得罪皇親國戚。一般的皇帝接受臣下拍馬屁的時間都不夠，哪有工夫去物色和訪求真正的大清官。反過來說，一個人要想當大清官，也必須找到一個書呆子皇帝來支援你。如果在辦大案要案的時候，你在前面衝鋒陷陣，皇帝不堅決給你撐腰，你這個案子是辦不下去的。包公出來辦案的時候，正遇上趙禎在位。這個書呆子皇帝宅心仁厚，治國寬鬆，在《宋史》中被稱為仁主，所以日後諡為仁宗。包公從考中進士，出來做官，一直到受重用，全在仁宗時代（包拯死於1062年，仁宗死於1063年）。有一個肯負責任的皇帝，能夠鐵了心支援你一輩子，一些良法才有執行的可能。只有這種千載一時，才能出現包公這樣的大清官。從包公的一生經歷來看，他從考中進士走上仕途，從一個小知縣做到樞密副使，從一個小小的地方官成為名震中外的大清官，30多年來他只在一個皇帝手下做事，而這個皇帝又是個通情達理的皇帝，所以環境單純，麻煩絕少，容易做出成績。不像有些官員，一生經歷幾個皇帝，會遇到几上幾下的折騰，最後一事無成。

話既說到這兒，我們就會發現，從表面上看來互無聯絡的三位歷史人物之間竟然產生了因果關係：

女強人劉太后劉娥為了爭一口氣，花費多年心血教子成才教出了書呆子皇帝趙禎。

書呆子皇帝趙禎一心要把國家治好，努力訪求並且終身支援大清官包公。

可見，要出個大清官也不容易，兩千多年才出這麼一個。

真包公與假包公

正因為包公的名聲太大了，歷史上就出現了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