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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流滿面。到了此時，被批鬥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我作為旁觀者，膽戰心顫。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豈但辱而已哉！早已超過了這個界限。我們中華古國，禮義之邦，竟有一些人淪落到這種程度，豈不大可哀哉！原來我還可以逍遙旁觀，而今自己已成甕中之鱉，阱中之獸，任人宰割，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就要降臨到自己頭上了！何況還有別人都沒有的裝滿半焚信件的籃子、一把菜刀和蔣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長出一萬張嘴，也是說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惡極，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認“天王聖明，臣罪當誅”，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鬥的走資派更無希望。血淋淋的鬥爭場面，擺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從呢？

我必須做出抉擇。

抉擇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忍受一切，一是離開這一切，離開這個世界。第一條我是絕對辦不到的；看來只有走第二條道路一途了。

這是一個萬分難做的決定。人們常說：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倘有萬分之一的生機，一個人是決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的。況且還有一個緊箍咒：誰要走這一條路，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都是“自絕於人民”。一個人被逼得走投無路，手中還剩下惟一的一點權利，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這是“自絕於人民”的話，我就自絕於人民一下吧。一個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還怕什麼呢？“身後是非誰管得？”我眼睛一閉，讓世人去說三道四吧。

第二部分

第20節異常平靜

決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靜下來了，而且異常地平靜，異常地清醒。

我平靜地、清醒地、科學地考慮實現這個決定的手段和步驟。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細緻，很具體，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第一個就是歷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將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干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我總的印象是，開始時“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某某。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殺了。他的罪名按邏輯推斷應該是“走資派”，他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這個槓槓。他捱過批鬥，六一八斗“鬼”時當過“鬼”，在校園裡頸懸木牌勞動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這些“待遇”他實在無法忍受，一時想不開，聽說是帶著一瓶白酒和一瓶敵敵畏，離家到了西山一個樹林子裡。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痺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後再把敵敵畏灌下去，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藥以後，胃內像火燒一般，一定是滿地亂滾的情況，渾身就汗毛直豎，不寒而慄。

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處而死。這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每個人在自殺前，都會有極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