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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三慘案”。高中關了門。

第五部分

第63節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惟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決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捱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一九二九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惟一的一所高階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地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六十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