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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別的老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骯髒的，決心不介入。我並不瞭解共產黨，只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臺不行。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穫，其中心就是知道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骯髒的，共產黨就不是。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爭，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爭或革命戰爭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態。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我在國內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滿口謊言，欺騙了我們。後來越想越不是味兒。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對此公也不感興趣。他的詩句：“看花難近最高樓”，可以為證。後來到了德國，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國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見面時竟對喊：“希特勒萬歲！”覺得異常可笑，難以理解。我認識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德國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那將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個潛臺詞：我們中國人聰明，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回國以後，僅僅隔了三年，中國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我們那種興奮、愉快，上面已經講了一點。當時每年要舉行兩次遊行慶祝，五一和十一，地點都在天安門。每次都是凌晨即起，從沙灘整隊步行到東單一帶的小衚衕裡等候，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十點整，大會開始。我們的隊伍也要走過天安門前，接受領袖的檢閱。當時三座門還沒有拆掉。在三座門東邊時，根本看不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一轉過三座門，看到領袖了，於是在數千人的隊伍中立即爆發出震天動地的“萬歲”聲。最初，不管我多麼興奮，但是“萬歲”卻是喊不慣，喊不出來的。但是，大概因為我在這方面智商特高，過了沒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熱情，彷彿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最強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領袖腳下了。

我在上面簡短地但是真誠地講了我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一滴水中可以見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見宇宙。別的老知識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異。這充分證明了，中國老知識分子，年輕的更不必說了，是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愛國主義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我在夢覺方面智商是相當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擁護這一場浩劫的。西諺說：“一切閃光的東西不都是金子。”在這期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