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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定他為我的“接班人”。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後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貧農兼烈屬的子弟，已經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製造的鏡子裡照見自己的真相！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撲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裡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裡講一講。我們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隊，不是來自一個單位。除了北大以外，還有人來自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警察總隊等單位。根據上面的規定，我們一律便衣，不對人講自己的單位。內部情況只有我們自己明白。我們這一夥來自四面八方的雜牌軍隊，儘管過去並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作，感情異常融洽。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他有豐富的公安經驗，人也非常隨和。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麼信，看完之後，總是以火焚之。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麼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看了陳的行徑，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別是過舊曆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麼要燒掉呢？”

“不留痕跡。”

“撕掉丟在茅坑裡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跡。”

“你過分小心了。”

“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裡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並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裡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這是後話，這裡就先不談了。

第一部分

第4節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決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裡是搞階級鬥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我並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決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鬥爭”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