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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親率湘軍戰船勇往直前，直撲小孤山，太平軍岸炮齊發，湘軍水勇則“出其矯捷之身手，與敏銳之眼光”，能躲則躲，不可躲則成仁，“有俯側避炮者，皆目笑之，以為大恥”。

在太平軍的猛烈炮轟下，湘軍死傷雖眾，但仍然“戰兩日破之”。彭玉麟十分高興，寫了一首詩：“書生笑率戰船來，江上旌旗耀日開，十萬貔貅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並製為詩箋，分送好友。

可見彭玉麟真是“日日爭命於鋒鏑叢中”，“百戰功高，仍是秀才本色”。

第40章　運籌帷幄長才

在老曾右手的是文人四位：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容閎。

右手第一人是李鴻章，雖然比左宗棠年輕，但是因為是老曾的學生，所以文人推他為首。

李鴻章（1823－1901），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桉徽河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河肥，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

早年李鴻章進北經求學，拜多位名人為師。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瑚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

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

曾國藩增加的這一條，實際是最關鍵的。沒有這一條，前面的義理、辭章、考據作得再好，也沒有什麼用處。不用在現實世界中，等於前面的都是無用功。而且沒有實踐的檢查，到底前面的對不對，也無從得知。

為了經世致用的目的，而研究義理、辭章、考據，也為這樣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實際也為這樣的研究指明瞭方向。

其實，到底這樣的致力於經世致用對不對，從曾國藩和李鴻章這對師徒的成功經歷中便可一目瞭然了。

那些義理、辭章、考據學問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他們都被歷史湮沒得杳無痕跡。

而曾國藩和李鴻章依然時常被後人提起，便答案清楚，更別提當時那種依靠經世致用的良好發揮導致的救死存亡了。

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

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但是，到了咸豐八年（1858年）冬，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負責起草文書。

他那時生活散漫，晚睡懶起，曾國藩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

其後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

咸豐十年（1860年），李鴻章統帶淮揚水師。湘軍佔領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他回河肥一帶募勇。

李鴻章雖然不是湘籍，卻與曾國藩誼屬師生，所以一同被邀參與這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