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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學時，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根本很少講國文，幾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寫上兩句話：什麼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麼？“現代文藝”，當時叫“普羅文學”，現代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個年輕革命家的身份，毫無顧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學生區擺上桌子，招收現代文藝研究會的會員。我是一個積極分子，當了會員，還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的文章，準備在計劃出版的刊物上發表，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一些膚淺的革命口號。胡先生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準備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兩年後就在上海龍華就義。

學期中間，接過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認真講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題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寫上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讓學生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相當長的作文，是寫我父親死於故鄉我回家奔喪的心情的，董老師顯然很欣賞這一篇作文，在作文字每頁上面空白處寫了幾個眉批：“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這真正是正中下懷，我寫文章，好壞姑且不論，我是非常重視節奏的。我這個個人心中的愛好，不意董老師一語道破，誇大一點說，我簡直要感激涕零了。他還在這篇作文的後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說我和理科學生王聯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虛榮心又一次得到了滿足。我之所以能畢生在研究方向迥異的情況下始終不忘舞筆弄墨，到了今天還被人稱作一個作家，這是與董老師的影響和鼓勵分不開的。恩師大德，我終生難忘。

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的。反正我在這最後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貫。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並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十九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麼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麼不行的話，那我只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於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1998年8月25日寫完

寸　草　心（1）

小引

我已至望九之年，在這漫長的生命中，親屬先我而去的，人數頗多。俗話說：“死人生活在活人的記憶裡。”先走的親屬當然就活在我的記憶裡。越是年老，想到她們的次數越多。想得最厲害的偏偏是幾位婦女。因為我是一個激烈的女權衛護者嗎？不是的。那麼究竟原因何在呢？我說不清。反正事實就是這樣，我只能說是因緣和合了。

我在下面依次講四位婦女。前三位屬於“寸草心”的範疇，最後一位算是借了光。

大奶奶

我的上一輩，大排行，共十一位兄弟。老大、老二，我叫他們“大大爺”、“二大爺”，是同父同母所生。父親是個舉人，做過一任教諭，官階未必入流，卻是我們莊最高的功名，最大的官，因此家中頗為富有。兄弟倆分家，每人還各得地五六十畝。後來被劃為富農。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十，我從未見過，他們父母生身情況不清楚，因家貧遭災，闖了關東，黃鶴一去不復歸矣。老七、老九、老十一，是同父同母所生，老七是我父親。從小父母雙亡，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祖父母。貧無立錐之地，十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九叔也萬般無奈被迫背井離鄉，流落濟南，好歹算是在那裡立定了腳跟。我六歲離家，投奔的就是九叔。

所謂“大奶奶”，就是舉人的妻子。大大爺生過一個兒子，也就是說，大奶奶有過一個孫子。可惜在娶妻生子後就夭亡了。我從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