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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間連美人畫都沒貼，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運河的攝影。我貼luoti（被禁止）畫的時候，他開口道：“我說渡邊君，我，我可不大欣賞那玩藝兒喲！”然後伸手取下，以運河畫取而代之。我也並非很想貼那luoti（被禁止），便沒表示異議。來我房間玩的人看了這運河攝影畫，都問是何物，我說：“敢死隊看著它（被禁止）來著。”我本來是開玩笑說的，大夥卻輕率地信以為真。由於大家信得太輕率了，連我自己不久也以為可能真有其事。

由於我同敢死隊住在一起，大家都對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卻無甚反感。只要我潔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掃，被褥他曬，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沒進浴池，他便嗅了嗅，勸我最好洗澡去，甚至還提醒我該去理髮店剪一剪鼻毛。麻煩的是隻消發現一條小蟲，他就拿起殺蟲劑噴霧器滿屋噴灑不止。這時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亂地帶避難。

敢死隊在一間國立大學攻讀地理學。

“我嘛，是學地、地、地圖的。”剛見面是他對我這樣說。

“喜歡地圖？”我問。

“嗯。大學畢業，去國土地理院、繪地、地、地圖。”

於是，我不禁再次感嘆：世上果然有多種多樣的希望，人生目標也各所不同。我來東京後一開始便發出諸多感嘆，此其一。不錯，假若沒有幾個人對繪製地圖懷有興趣和強烈熱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辦。不過，想進國土地理院的卻是每說到“地圖”兩字便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總是口吃，但一說到“地圖”一詞，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學什麼？”他問。

“戲劇。”我答說。

“戲劇？就是演戲？”

“不不，那不是的。是學習和研究戲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亞啦。”

他說，除了莎士比亞外都沒聽說過。其實我也半斤八兩，只記得課程介紹上這樣寫的。

“不管怎麼說，你是喜歡的嘍？”

“也不是特別喜歡。”我說。

我這回答使他困惑起來。一困惑，口吃便更厲害了。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對不起人的事。

“學什麼都無所謂，對我來說。”我解釋道，“民族學也罷，東洋史也罷，什麼都行。連看中這戲劇，也純屬偶然，如此而已。”這番解釋，自然還是沒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臉色，“我、我嘛，因為喜歡地、地、地圖，才學地、地、地圖的。為了這個，我才讓家裡寄、寄錢，特意來東京上大學。你卻不是這樣……”

他講的自然是正論，我不便再解釋了。隨後我們用火柴桿抽籤，決定上下床。結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總是白襯衫黑褲子和藍毛衣。光頭，高個兒，顴骨稜角分明。去學校時，時常一身學生服。皮鞋和書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儼然一個右翼學生。也正因如此，周圍人才叫他是“敢死隊”。但說實話，他對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過是嫌選購西裝麻煩罷了。他所留心的僅限於海岸線的變化和新鐵路隧道的竣工之類。每當接觸這方面的話題，他便結結巴巴地一講一兩個小時，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著才住嘴。

清晨6點，他隨著足可代替鬧《君之代》歌聲起床。看來那故弄玄虛的升國旗儀式也並非毫無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臉間洗漱，洗臉時間驚人地長，我真懷疑他是不是把滿口牙一顆顆拔下來刷洗一遍。返回房間後，便“噼噼啪啪”地抖動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皺紋後，放在暖氣片上烘乾，並